孔尚任(1648—1718)，清代著名剧作家。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称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他是孔子的后裔，早年受封建家族的传统教育，雅好诗文，精通音律，闭门读书，“养亲不仕”。康熙二十四年(1685)，康熙皇帝南巡北归时到曲阜祭孔，孔尚任为之导游，并在御前讲解《论语》，受到康熙皇帝的褒奖，被任为国子监博士。他对此感激涕零，曾作《出山异数记》表达自己的心情。不久，他被派往淮阳，督浚黄河海口，接触了广大劳动人民，思想感情发生变化，认识到现实的黑暗和吏治的腐败；同时游历扬州、南京一带，凭吊前朝历史遗迹，结识一些明代遗老，增加了不少有关南明兴亡的实际知识和感受，产生了迁官羁臣之感，这为《桃花扇》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回京后，他决意完成构思已久的《桃花扇》的创作，从康熙二十九年(1690)到康熙三十八年(1699)，十年间“三易稿而书成”(《桃花扇本末》)。《桃花扇》的演出引起巨大震动，一些“故臣遗老”为之“掩袂独坐”，“唏嘘而散”。第二年，他即因文字之祸的牵连被罢官。康熙四十一年(1702)，他返归曲阜，重度平淡生活。晚年景况萧条。孔尚任除作传奇《桃花扇》外，还与顾彩合撰传奇《小忽雷》。此外还有诗文集《湖海集》、《岸堂稿》、《长留集》等。

《桃花扇》是孔尚任的代表作。它是一部以侯朝宗和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反映南明王朝兴亡历史的历史剧。孔尚任创作《桃花扇》的目的是想借南明王朝兴亡的历史总结明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他在《桃花扇小引》中说：“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为了总结历史教训，《桃花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通过侯朝宗和李香君的悲欢离合的故事线索，概括反映了明崇祯十六年(1643)明朝灭亡前夕至南明福王弘光元年(1645)南明王朝灭亡期间，发生在以南京为中心的政治舞台上几乎所有的重大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全面反映了南明兴亡的历史。孔尚任没有从阶级矛盾的角度来反映这一时期的历史，也回避了民族矛盾，而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角度来总结历史的教训。《桃花扇》无情地揭露了南明王朝的腐败，猛烈抨击了南明王朝昏君行亡国之政、权奸迫害忠良、武将争位内讧以至断送大好河山的罪行，揭穿了福王、马士英、阮大铖等人同恶相济、祸国殃民的罪恶；同时，《桃花扇》又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歌颂了民族英雄史可法的抗击清兵的斗争，对爱憎分明、忠于爱情、具有坚定节操的歌妓李香君以及富于民族气节的柳敬亭、苏昆生等下层人民表示了由衷的赞美，这使整个作品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作品中描写男主人公侯朝宗政治上动摇，但有一定正义感，忠于爱情，国破家亡之后最后归隐。这种描写虽与史实有出入，但却概括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和生活道路。《桃花扇》通过众多的历史人物的言行和命运说明明王朝因为重用阉党，排斥东林而至于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所推翻；南明王朝也因重用权奸，排挤忠良，重用阉党余孽，打击复社成员而导致败亡。这就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角度总结了明王朝和南明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反映了孔尚任的兴亡之感，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曲折体现了孔尚任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情绪。在思想文化统治极为严酷的康熙年间，《桃花扇》表现了鲜明的政治倾向，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桃花扇》的出现使文学史上通过男女离合悲欢，串演一代兴亡历史的传奇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桃花扇》不仅在反映南明兴亡历史方面表现了相当的广度和深度，而且在艺术方面也取得了高度的成就。它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戏剧的优秀传统和成功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是对《梧桐雨》、《浣纱记》、《长生殿》等优秀作品借男女之情串演兴亡历史的表现方法的继承和发展；“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这种忠于历史的严谨的创作态度和注意历史剧的特点而适当进行艺术虚构的作法，显然是借鉴了《汉宫秋》、《梧桐雨》、《鸣凤记》、《清忠谱》等优秀作品处理虚实关系的经验。孔尚任创作《桃花扇》，总结历史兴亡教训的自觉意识更强烈，他创作《桃花扇》不仅要在感情上使观众受感动，更重要的是要使人们吸取历史教训，寓意之深是以往历史剧中所罕见的。孔尚任除作《桃花扇》剧本之外，还作了《桃花扇小引》、《桃花扇小识》、《桃花扇本末》、《桃花扇凡例》、《桃花扇考据》和《桃花扇纲领》等论文和说明，全面详细说明了自己创作的动机目的、艺术构思、创作源起、结构安排、材料出处和角色安排等。这些材料不仅体现了孔尚任创作《桃花扇》严密而完整的总体构思，而且也表现了他的戏剧理论观点。他不仅以剧作家的手段来写剧，更以戏剧理论家的头脑指导自己的创作。正因为如此，《桃花扇》人物形象的设置做到了精而不杂，各种角色的安排实现了纲目分明；人物性格的刻画虚实处理也很得当；情节设计、结构安排更加考究，不仅做到了“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又巧妙地将“南朝兴亡，遂系之扇底”；关目转换灵活，造成“种种出奇而不失之怪”的特点；至于语言运用，注重曲词和宾白的配合，上下场诗“创为新诗，起则有端，收则有绪”，等等，均可见出孔尚任用心之深细。

《桃花扇》高度的思想和艺术成就使其在脱稿之时便轰动一时，获“纸贵之誉”，引得故臣遗老的故国之思。《桃花扇》和《长生殿》的创作成功使处于衰落的传奇创作为之一振，标志着中国古代传奇创作的现实主义又达到了新高度，孔尚任也因而得与洪昇齐名，得“南洪北孔”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