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化议论

文学作品中的议论要避免抽象、空泛。应尽量追求议论的形象化，这样才能使议论不显得枯燥无味。要使议论形象化，就要善于将议论交融在具象而生动的描写中，以象中有议、议中有象的方式进行。如徐刚的散文《扶花惜草也是爱》：

夏天的夜晚是芬芳而迷人的。

一天的工作总使人感到心神疲倦。因此，我爱在下班以后到公园走一走。月光下，是那么多的小草，多么多的花朵，那么多的青枝绿叶；林荫小道又是如此安静，就连身边一对对恋人的缠绵细语也像抒情诗一般优美。

夜幕中的公园真像是奇妙的花房，爱情的花朵往往是在此时此地开放的。是的，劳动者的骄傲不仅仅是在于白天的辛勤与创造，也在于：热爱夜晚的恬静，珍惜自然的美，敢于大胆地爱——这是活生生的世界的一个活生生的组成部分。不准爱，不许爱，连爱情也遭放逐的日子过去了！——那是严寒的冬日，人人都要穿着厚厚的棉衣，把灵魂包裹着，把心的门窗关闭着。

如今，夏夜的公园里有很多、很多的爱。恋人们偎依着，倾诉衷肠，这当然是爱；母亲抱着牙牙学语的孩子数天上的星星，这也是爱；那三五成群在树荫下谈笑的退休工人，不也充满了对生活的爱吗？

不知是谁折断了几朵刚刚含苞的紫云英，还有几朵白的月季和粉红的芙蓉花也散落在路旁。有一个在路灯下能看出。已经须发斑白的园林工人把它们捡起，然后，走到花圃前，细细地察看着，像梳理自己小孙女儿的头发那样，整理者被攀折过的花木的枝叶。在公园里，我不止一次地目睹过这种情景，看见了一种对生活的执着的爱，一种甚至更为广大的爱。

这是园丁的爱！

往恋人的辫梢上插一朵花，或者是包在她的手绢里，这是很有点诗情画意的。但，辫梢和手绢毕竟不是土地，小花儿很快枯萎了，于是又像冰棍纸一样，被顺手弃之路旁。而园林工人的心却被损害了！还有许多的恋人，看着这夭折的落英，心情大概也不会好的。

其实，小花小草虽小，却也自有其崇高的一面——它们的活着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延年益寿，而是为了让生活有更多的光彩和芬芳——是为了别人而活着的，是属于整个世界的。

难怪园林工人要生气了。“芟夷枝叶的人决然得不到花果”，有了更多的爱，才能收获更多的花。

扶花惜草也是爱！

（选自杨廷治《一分钟散文小说选读》，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1年版）

这篇散文穿插了一些议论，读者读到这些议论文字时并不感到乏味，反而增添了阅读的兴趣和加深了对作品立意的理解。“不准爱，不许爱，连爱情也遭放逐的日子过去了！——那是严寒的冬日，人人都要穿着厚厚的棉衣，把灵魂包裹着，把心的门窗关闭着。”这样的议论不是抽象枯燥的，而是借用了“严寒的冬日”、“厚厚的棉衣”、包裹的“灵魂”、“关闭着心灵的窗户”等富有象征意味的形象，使议论变得灵动有力，耐人寻味。“往恋人的辫梢上插一朵花，或者是包在她的手绢里，这是很有点诗情画意的。但辫梢和手绢毕竟不是土地，小花儿很快枯萎了，于是又像冰棍纸一样，被顺手弃之路旁。而园林工人的心却被损害了！还有许多的恋人，看着这夭折的落英，心情大概也不会好的。”这样的议论也不会让人感到乏味，它借助于往恋人辫上插花、手绢里包花的生活现象，又借助于很快会枯萎的花儿将像冰棍纸被扔到路旁的比喻，使议论形象化，使批评、告诫委婉含蓄，让读者乐于接受这样的说理。

由此可见，使用比喻是使议论形象化的重要手段。上文被采摘的花儿很快枯萎，容易被当作冰棍纸一样的垃圾而被扔掉，就是形象地提醒人们不要掠夺花的美丽，再美丽的花朵离开了母体将很快黯然失色、失去价值。因为使用比喻这种修辞常常能使陌生的变得熟悉、高深的变得浅显、抽象的变得形象，所以，作家常常在文学作品中借用比喻修辞来发议论、作评价、表达见解和主张。例如，朱自清《匆匆》，“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罢？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对于时间是怎样“匆匆”流逝，诗人并没有作抽象的议论，而是把自己的感觉和潜在的意识通过形象化的比喻——“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表现出来，“把触角穿透熟悉的表面，向未经人到的那里”，寻那“新鲜的东西”。

要使议论更加形象，也可以采用拟人手法。尤其是将拟人与比喻结合，议论就更加生动形象。例如，《世说新语·文学》：“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曹植以“豆”与“萁”“同根生”形象地比喻了曹丕与他同父而生，“萁在釜下燃”比喻曹丕煎熬、逼迫他走投无路、陷入绝境，而且“豆在釜中泣”的“泣”则以拟人手法形象地揭示了诗人内心的痛苦和对亲情的失望。

要使议论更加形象，还可以采用类比论证。与比喻中本体和喻体关系不同，类比中主体和客体两个事物在整体上可以是同类的。在成语故事“叶公好龙”（汉·刘向《新序·杂事五》）中，子张将形式上“好龙”实际上“怕龙”的叶公与宣称“好士”但实际上根本就不把真正的“士”放在眼里的鲁哀公进行类比，讽刺了鲁哀公只唱高调、不务实际。“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今臣闻君好士，故不远千里之外以见君，七日而君不礼，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也提到了这个典故：“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

形象化的议论，还可以巧妙利用日常生活场景的变化与对比来实现。例如，陈忠实《白鹿原》：“饥饿比世界上任何灾难都更难忍受，鸦片烟瘾发作似乎比饥饿还要难熬，孝文跌入双重渴望双重痛苦的深渊。博大纷繁的世界已经变得十分简单，简单到不过一碗稀粥一个蒸馍或者一只乌紫油亮的烟泡儿。当小娥扫了瓦瓮又扫了瓷盆，把塞在窑洞壁壁洞里包裹过鸦片的乳黄油纸刮了再刮，既扫不出一星面也捏捻不出一颗烟泡的时候，那个冬暖夏凉的窑洞，那个使他无数次享受过人生终极欢愉的火炕，也就顿时失去了魅力。”通过日常生活的呈现，将曾经的欢愉与现在的困顿、窘迫、乏味对比，并把饥饿、烟瘾的难熬与灾难作比较，自然而然地寄寓了作者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