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年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农村，每年一进腊月，家家户户就开始计划着忙年了！连空气里都会弥漫着过年的气氛。

追着狗儿跑，撵着鸡儿跳，点着煤油灯的年代，过年给人们带来的诱惑不言而喻，仅从大人和孩子们的嘴里经常传唱的民谣就可以看出来，“过新年，穿新衣”，“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冻豆腐；二十六，去买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初一、初二满街走。”

那时候过年，十有八九都是踏着白白的雪花过年，大大小小的孩子都在街上堆雪人，路两旁都是，尤其是我家二哥，堆得雪人数第一。 滚雪球，拖着铁锨划雪，攥个雪球打雪仗，弱小的我只有跟在哥哥们后边瞎闹腾，棉鞋湿透了，棉裤也湿透了，因此会被母亲骂一顿。

进了腊月，父母就操持着过年，一年到头，省吃俭用攒下来一点儿钱，父母总是把它攥得紧紧的，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每年的腊月初十以后的农村里就呈现出过年的气氛了。刚过腊月十五，天还不亮，母亲就会拖起我和三哥拿着笤帚疙瘩到村西边的碾棚里去占碾，只要把笤帚疙瘩往碾上一放，再来的人就会自动排在后面了，这是那时的老人们默认的规矩。有一次，我们一出大门，就看见路南的王大婶家也开了门，三哥就说：“快走四子，说不准他家虎子也要去占碾，不能让他跑到咱前边去。”三哥跑得快，抢先把笤帚疙瘩放到了碾盘上，果不其然，一会儿，虎子嘴里吃着什么东西蹦着跳着也要去占碾，不用说，晚一步自然虎子家就排到俺们家后边去了。呵呵，我和三哥在碾盤上瞎闹着玩，母亲端着粮食到了碾棚，把粮食往碾上一倒，我和三哥就开始像小猴一样吃力地推起碾来。想想那盘石碾也太大了，我和三哥还够不到碾盘，年幼没耐性的我们推不长时间就累烦了。常常是母亲和三哥一边一个人用碾棍子推，我就在那三角形的碾拐子上，手忙脚乱，其实也用不上多少劲。 那一次，我们推了个七八成，母亲喝水的工夫，三哥偷偷地溜走了，母亲生气地说：“ 叫他玩去吧，今天一天不给他吃饭。”我和母亲一直推到黄昏才推完。 到了晚上，三哥饿了一天的肚子，实在撑不住了，回到家让母亲教训了一顿，父亲还打了他一耳光，不叫他进门。这是对逃跑的惩罚，我和三哥最好，就偷偷地拿了一个煎饼和咸菜给三哥，这时三哥像饿狼似的，站在门外就吃了起来。三哥一边吃，一边嘟囔着：“四子，你对哥真好。”

每年推完碾，马上就泡粣子，过年不比往常，一泡就是四五盆。母亲的思想很传统，一定要做到年年有余，算算不够还得泡上几盆呢，最起码得吃到正月十五以后才算是个余，吃到煎饼窝头都长毛了，晒晒一样吃。那是什么都要手工的时代，想想现在的机械化，如今的人们真是享福了啊！再想想我和三哥，好几天都要围着碾盘转，够辛苦了。

干完这些活，日子也就进入了腊月二十，接下来就是清理猪圈，要一车车地运出去。打扫院子，收拾房子，一连串的活儿都在眼前，总觉得一进腊月就有干不完的活。母亲更是累，每天一大早，饭都不吃就开始蹲在鏊子前，轮着摊煎饼的轴子，一个接一个地忙，往往是摊完煎饼累得腿脚麻木站都站不起来了。母亲任劳任怨，却依然笑容满面，我想过年的情结在母亲心里也一定是极其浓烈的。

腊月二十三是辞灶日，又叫小年。各家里用自己做的年糕及买来的地瓜糖做供品，送灶王爷上天。据说这一天灶王爷到玉皇大帝那里汇报一年的工作，人们希望他多说好话，为防止他讲坏话，用粘糕粘糖之类的东西糊住灶王爷的嘴巴，并在他的画像两边写上对联——“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母亲供完后，一定是要我放上几串爆竹的，然后就吩咐把家中里里外外全部打扫一遍，据说能把一年的晦气打扫出去，我和三哥便满屋地折腾起来，爬桌底，钻床底，身上脏得像黑鬼似的。总算打扫干净，剩下的就是刷水瓮、打水、扫饭桌等等，忙得不可开交。那时总觉得干完这些就可以过年了。

腊月二十六，母亲开始发面蒸馒头，馒头也是过年祭拜祖先上供用的，只有咧了嘴长了毛的才轮到我们吃。每逢到过年家里能分到四两猪油，那时能吃上荤油就算是不错的人家了，每每母亲在灶台上炸菜，我和哥哥在旁边馋得直打转，偶尔能吃上一个萝卜丸子、豆腐块什么的，就得乐上半天！

到了腊月二十八，家中的活儿也就忙得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就该找人写春联了，然后贴在门框上。因为不识字把对联贴反闹出大笑话是常有的事。毛主席画像贴在正面墙上，两边的对联则是清一色的毛主席诗词，譬如，“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等。窗户纸要撕干净，再贴上新的，尤其是母亲会用剪刀剪出非常漂亮的纸花，中间一个花瓶，里面栽着花，四个窗户角贴上三角形花，窗花活鲜鲜的，跃然纸上。

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挨到腊月三十。除夕夜是最激动人心最兴奋也最严谨的一夜。我们这儿过年的风俗极其独特，母亲搽好饺子馅儿，晚上一家人一起包饺子，母亲在几个饺子里放上硬币，据说谁在年五更吃着硬币就意味着谁有福气。父亲一定会把院子和胡同重新打扫一遍，我和三哥不停地出去放鞭炮。

年真地来了。

过 年

腊月三十，正儿八经过大年。

按山东的传统，腊月三十下午黄昏，我们随父亲首先在堂屋的大桌上摆好供品。不用问，桌上摆着的都是平常家里最稀罕的东西，有核桃，枣，栗子，还有母亲早已炸好的年品也一样样摆放上去，十个雪白的大馒头格外显眼，这点足足可以证明对祖宗的敬拜了。酒杯里斟满了酒，然后随同父亲手里握着点燃的三炷香，走到外边的大街上，父亲在前，我们兄弟在后，朝着西北方向作个辑，据父亲讲那个方向是俺家祖宗的方向。我和三哥那时少不经事，就时常在父亲的身后打闹，父亲只看我们一眼也不怎么言语，一脸的严肃。几分钟的时间里大街上就陆陆续续出现了一拨拨的人群，而且几乎全是男性，大概都是家族里的儿孙吧，走在队列最前端的人一定是家族里辈分最高的，走在最后的自然都是晚辈。做完这些后，按着原路返回，直接进堂屋里，把点燃的那三炷香插到香篓里，再磕六个响头，老祖宗就算被请回来了，点燃一串最响亮的鞭炮是不可少的，那意思就是，隆重地把老祖宗请回家一起过大年了。

日暮西沉，夜晚来临了，家里热闹了起来。

一般是全家人都集中到最长辈的堂屋里陪老人家一起过年，有时会通宵不睡，这就是守夜了。

这天晚上，母亲经常讲起一辈子拉扯我们这么多兄妹受过的累，吃过的苦，动情之处，母亲一边讲，我们哥几个就忍不住一边哭。父母亲都是踏踏实实过日子的老实人，一路走来确实不容易。尽管是“人无三分银”的时代，可“压岁钱”母亲一定是不会少的，早就包好的五分钱的红纸包分到我们每个人的手里，这可是一年到头唯一的一次给孩子们的钱。我们都乐滋滋地握在手里，各自盘算着。

当然，最让男孩子们牵挂的就是鞭炮了，父亲会给我和三哥把鞭炮平分了，我们各自一个抽屉，稀罕物品谁也想多得。三哥就经常打开抽屉偷我的，被我发现了就吵闹着去拿他的，谁知他鬼得很，每次打开他的抽屉都会空空的，他早已搬家了。

鞭炮到手了，心事也就没了，我俩熬不了多久，困得倒头就睡，都是迷糊中母亲给我脱掉衣服，不知睡多长时间，又被母亲从被窝里叫醒：“三啊，四子，快起来穿新衣，过新年啦！”这时三哥往往会使劲蹬蹬我的腿，机灵的三哥早已穿好衣服摆弄鞭炮去了，睡梦中我感觉眼睛都睁不开，外边邻居们那迎接新年的鞭炮声一阵阵响起来了，我是无论如何也经不起这鞭炮声的诱惑，迷迷糊糊地从热烘烘的被窝里钻出来，摸索着穿上母亲亲手给做的新衣服，那暖暖的舒适的新衣服，立刻就让我清醒了许多，扎上父亲给买的新猪皮腰带，蹬上床头上母亲早已准备好的新靴子，再装上炉子上早就弄好了的鞭炮，跟着三哥就往外跑，母亲就会大声地叮嘱：“先到你奶奶那，叩头问安，拜年后才能去玩。”

过年真是太热闹了，有好吃的，有父亲给买的鞭炮，有大人们盈盈的笑脸，还有大街上一声声彼此的祝福。

拜 年

过年，据考证是从商周祭祖的习俗演化而来的，历经三千年的历史，发展成为独特的民族文化。

中国是礼仪之邦，传统的美德在这一天最能集中体现了。

大年初一头一天。

天刚刚亮，大街上已是熙来攘往的人群了。

这是村里最热闹的一天了，年轻一辈要到长一辈的家里拜年，同辈们还会互相拜年，嘘寒问暖，感慨古今。家族大一点的，一个上午都拜不完。

初一早晨，还没吃完饭，几个哥哥带着侄子们已都在门口等着拜年了，我父母年龄大，得先给他们拜年，大门一开，一大群人便涌进来，挤满了屋子，别说坐了，站都站不下。大哥一声令下，所有的男男女女全都跪下，給我爹娘磕头拜年。我家三间大北屋就是正房，迎门中间有张古式的八仙桌，桌上放着一盘水果糖，一盘瓜子，那是供养财神用的，谁也不能动。东间父母住的地方，桌上母亲准备好的一大盘水果糖，一大盘瓜子，一大盘花生，拜年的每人都分到两块水果糖，一把瓜子或一把花生，几个亲孙子不超过十五六岁的，每人还能得到一角钱的长岁钱。他们走后，我同三哥就得拜年去了，先到我大爷、二大爷家去，再到各位哥哥家和五服以内的亲属家里去，中午以前基本上是拜不完的，回家烫上一碗早上煮好的凉水饺，盼望着快点儿结束。

拜完年，就是孩子们的世界了。常做的就是去大场里放鞭炮，那时候都是把成串的鞭炮拆零了一个一个地放。一整串地放是当时过瘾，但很快就没了，拆零了能放好长时间呢。我的鞭炮总是要留着的，不舍得放，是要等到初二、三我几个侄子、外甥来分给他们的。放完鞭炮，就开始做游戏了，我们五六个小孩，玩到天黑直到认不出彼此来了才会回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数这一天玩得轻松开心。

初二，在我们这，是女婿走丈母娘家的日子，每户人家都会热热闹闹地招待。那个年月，喝醉酒的人特别多，我们几个小孩子就凑在一起看热闹，往往都会一饱眼福。

初三，我们也开始出门。先走新亲戚后走老亲戚。一般都是走姥姥家，走姑家、姨家、姐家……

这就是我记忆中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