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王新命等

一没有了中国

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中国在对面不见人形的浓雾中，在万象蜷伏的严寒中，没有光，也没有热。为着寻觅光与热，中国人正在苦闷，正在摸索，正在挣扎。有的虽拼命钻进古人的坟墓，想向骷髅分一点余光，乞一点余热;有的抱着欧美传教师的脚，希望传教师放下一根超度众生的绳，把他们吊上光明温暖的天堂;但骷髅是把他们从黑暗的边缘带到黑暗的深渊，从萧瑟的晚秋导入凛烈的寒冬;传教师是把他们悬在半空中，使他们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虚无境界中漂泊流浪，憧憬摸索，结果是同一的失望。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得中国人。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日本的画家常常说：“西洋人虽嫌日本画的色彩过于强烈，但若日本画没有那种刺目的强烈色彩，那里还成为日本画!”我们在文化建设上，也需要有这样的认识。要从事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必须用批评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检阅过去的中国，把握现在的中国，建设将来的中国。我们应在这三方面尽其最大的努力。

二 一个总清算

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曾占过很重要的位置。从太古直到秦汉之际，都在上进的过程中。春秋战国形成了我们的希腊罗马时代。那真是中国文化大放异彩的隆盛期;但汉代以后，中国文化就停顿了。宋明虽然还有一个新的发展，综合了固有的儒、道和外来的佛学，然而并未超出过去文化的范围，究竟是因袭的东西。直到鸦片战争才发生了很大的质的变动。巨舰大炮带来了西方文化的消息，带来了威胁中国步入新时代的警告，于是古老的文化起了动摇，我们乃从因袭的睡梦中醒觉了。随着这种醒觉而发生的，便是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曾李的洋务运动只知道“坚甲利兵”和“声光化电”的重要，完全是技艺的模仿。康梁的维新运动在于变法自强，不过是政治的抄袭。这都可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见解，虽在当时也自有其除旧布新之历史的使命，然毕竟是皮毛的和改良的办法，不能满足当时的要求，于是有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他以把中国固有的“从根救起来”，把人家现有的“迎头赶上去”为前题，主张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作彻底的改造。民国四五年之交，整个的中国陷在革命顿挫，内部危机四伏，外患侵入不已的苦闷中，一般人以为政治不足以救国，需要文化的手段，于是就发生了以解放思想束缚为中心的五四文化运动。经过这个运动，中国人的思想遂为之一变。新的觉醒要求新的活动，引导辛亥革命的中华革命党遂应时改组，政治运动大为展开。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声浪遍于全国，由此形成了一个伟大的国民革命。其间虽有种种波折，但经过了这几年的努力，中国的政治改造终于达到了相当的成功。这时的当前问题在建设国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建设既已开始，文化建设工作亦当着手，而且更为迫切。但将如何建设中国的文化，却是一个急待讨论的问题。有人以为中国该复古：但古代的中国已成历史;历史不能重演，也不需要重演。有人以为中国应完全模仿英美：英美固有英美的特长，但地非英美的中国，应有其独特的意识形态;并且中国现在是在农业的封建的社会和工业的社会交嬗的时期，和已完全进到工业时代的英美，自有其不同的情形;所以我们决不能赞成完全模仿英美。除却主张模仿英美的以外，还有两派：一派主张模仿苏俄;一派主张模仿意德。但其错误和主张模仿英美的人完全相同，都是轻视了中国空间时间的特殊性。目前各种不同的主张正在竞走，中国已成了各种不同主张的血战之场;而透过各种不同主张的各种国际文化侵略的魔手，也正在暗中活跃，各欲争取最后的胜利。我们难道能让他们去混战么·

三 我们怎么办

不，我们不能任其自然推移，我们要求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在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应有这样的认识：(一) 中国是中国，不是任何一个地域，因而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同时，中国是现在的中国，不是过去的中国，自有其一定的时代性。所以我们特别注意于此时此地的需要。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位的基础。(二) 徒然赞美古代的中国制度思想，是无用的;徒然诅咒古代的中国制度思想，也一样无用;必需把过去的一切，加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其可赞美的良好制度伟大思想，当竭力为之发扬光大，以贡献于全世界;而可诅咒的不良制度卑劣思想，则当淘汰务尽，无所吝惜。(三) 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而且应该的。但须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吸收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四) 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创造，是迎头赶上去的创造，其创造目的是使在文化领域中因失去特征而没落的中国和中国人，不仅能与别国和别国人并驾齐驱于文化的领域，并且对于世界的文化能有最珍贵的贡献。(五) 我们在文化上建设中国，并不是抛弃大同的理想，是先建设中国，成为一整个健全的单位，在促进世界大同上能有充分的力。要而言之：中国是既要有自我的认识，也要有世界的眼光，既要有不闭关自守的度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决心。这认识才算得深切的认识。循着这认识前进，那我们的文化建设就应是：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不守旧，是淘汰旧文化，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努力开拓出新的道路。不盲从，是取长舍短，择善而从，在从善如流之中，仍不昧其自我的认识。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判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是要清算从前的错误，供给目前的需要，确定将来的方针，用文化的手段产生有光有热的中国，使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能恢复过去的光荣，重新占着重要的位置，成为促进世界大同的一支最劲最强的生力军。王新命　何炳松　武堉干　孙寒冰　黄文山陶希圣　章　益　陈高佣　樊仲云　萨孟武

原载1935年1月10日《文化建设》月刊第1卷第4期

〔鉴赏〕　《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又称“十教授宣言”或“一十宣言”。由王新命、何炳松等十位大学教授于1935年1月10日发表在《文化建设》上。宣言发表后，引起了一场规模不小的争论，形成了继“五四”之后又一场文化论争，是五四时期中西文化论战的延续。同时，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感日益加深，十位教授联名发表该宣言，旨在通过重建中国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振奋全民族士气，同仇敌忾，共同抗日。这是宣言发表的深刻社会背景。另外，蒋介石推行所谓的以“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为宗旨的“新生活运动”，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是触动此次论战的另一背景。论战的前奏是陈序经1933年12月29日在中山大学所作《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他认为，西洋的现代文化先进强大，中国文化陈旧落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不二法门即是全盘西化，否则中国文化不但不能生存下来，而且是逆世界潮流而动。“十教授宣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表的。该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题为“没有了中国”，此为提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这一口号的缘由。十教授认为：“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第二部分题为“一个总清算”，回顾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认为当时思想界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没有统一的认识，由此加剧了“没有了中国”的文化危机。所以，“如何建设中国的文化”就成了一个“急待讨论的问题”。第三部分题为“我们怎么办”，阐述其对于本位文化建设的基本立场、五条纲领和几大原则。该宣言的基本主张一言以蔽之曰：坚持“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具体言之，即建设、创造具有中华民族特征的、有自己个性的现代文化。他们主张在建设中国本位文化过程中，对待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既反对顽固复古也反对盲目西化;其基础和标准是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其方法是“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其目的则在于建设新中国并促进世界大同理想的实现。具体来说，该宣言认为，中国文化从太古至秦汉一直处于上升时期，但自汉代以后就停顿不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特色是缓慢的、平静的、沉潜的，没有出现急促性、革命性的突破与飞跃。也许正因如此，中华文明五千年连续一脉，中间不曾有大破裂、大中断、大覆灭，但这并不等于它没有发展和创新。三王之法、周公之制、孔子之道、孟子之义、荀子之礼、董子之天、魏晋之玄、隋唐之释、程朱之理、陆王之心、康梁之新，正是中国文化演变和进展的历程。宣言中对洋务运动与维新变法有尖锐的批评，明确地反对“中体西用”，着眼于“中体西用”在历史上失败的事实。同时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建设既已开始，“文化建设工作亦当着手，而且更为迫切”。中国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同时中国是现在的中国，不是过去的中国，有其一定的时代性。特别要注意于此时此地的需要，那是中国本位的基础。这一主张，根据中国最急迫、最主要的需要，去甄别选择和建设陶铸文化。按照十教授的观点，建设中国本位文化要做到“不守旧”、“不盲从”，既不顽固复古，也不全盘西化，从而使中国文化，“成为促进世界大同的一支最劲最强的生力军”。该文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国内各大报刊纷纷转载和介绍，各种宣传活动和响应文章也蜂拥而至，引发了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特别以胡适、陈序经为代表的西化派和以十教授为代表的本位文化派展开了关于“中国文化出路”到底是“中国本位还是全盘西化”的大论战。对宣言的观点，既有表示支持的，或是加以阐发和补充的;也有给予批评的，尤其是以西化派为首的批评。批评者大多指责“中国本位”和“中国的需要”过于空泛，可以任意理解，其主张难免陷于空谈;具有明显的保守主义价值取向，是近代以来“中体西用”论的翻版等。但无论如何，宣言提出的以“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为标准来建设中国文化，对当下推进文化发展繁荣无疑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