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冷的村庄

节目改版快一年了，制片人提出，在改版一周年之际，要制作一期特别节目，要求有三点：第一要有回顾;第二要体现人文关怀;第三要报答关注我们节目的热心观众。

根据制片人提出的三条要求，我们召开了一次策划会，策划会最后敲定，节目形态为外拍小片+现场访谈。

外拍片分三路，一路去浙江的临海，那里是栏目组改版后第一期节目的拍摄地。一路去河南的一个贫困村，从资料上看，那里缺水，村长为了能让村民喝上水，累死在打井现场，村长死了，留下了依然贫困的老婆、儿子，栏目组要送给他们家一台小四轮拖拉机，体现人文关怀。最后一路去东北，找一位关心我们节目的热心观众，也送给他一台小四轮拖拉机，表示我们栏目组对热心观众的报答。

我是东北人。东北组由我来负责。

在众多的观众来信中，我渴望发现一封来自东北而且还能够打动我的信。可是读了一上午，也没有哪封信能够让我感动，但还是有点收获，在读信过程中，我发现十几封同样笔迹、同样信封、同样地址的信。我把这十几封信全部打開读了一遍，感觉就应该是他了。尽管此人在信中啰哩啰嗦，可他不仅在每封信中都能复述出我们每一期节目的内容，还在信中给我们提了不少不着边际的意见。

信上的地址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江县双龙村。

这是2001年的12月。东北已经进入了真正的冬季。

火车在铺满白雪的龙江站停稳后，卸下一批人，再装上一批人，继续北上。摄制组踩着白雪随着被卸下的那批人涌向出站口。

东北就是东北，雪好大，远山被染白了，近树被染白了，屋顶被染白了，连人呼出的气息也在瞬间被染成了白色。

文清是在南方长大的小姑娘，她只在电影和电视里见过白茫茫的世界，突然身临其境有点兴奋，时不时抓起一把雪投向什么地方，模仿着寒冷地区儿童们打雪仗的情景。

文清刚刚毕业，是新来到栏目组的，她特别喜欢扛机器。在电视圈里工作的女孩子喜欢摄像的不多。

刚走出车站，文清就随着她抛向编导的那个雪团摔了个大屁股墩儿，然而，她刚爬起来还没站稳，又摔了个仰面朝天。这时她才看清，路上的积雪已经被碾压成滑溜溜的冰面了，让所有走在它上面的人都心惊胆战。我马上叫了一辆出租车钻进去，说一声到龙江宾馆，出租车的屁股后面就冒出了一股淡淡的白色烟雾。

龙江县委宣传部的张部长匆匆赶到龙江宾馆，埋怨我们没事先来个通知。我解释说，不先给你们通知，就是怕当事人提前知道了要送他小四轮拖拉机的事，那样我们就拍不到他意外惊喜的效果了。

在龙江县委宣传部的协助下，很快就查到了这个人。同时，我们又在龙江县的农机公司买了一台最贵的电打火的小四轮拖拉机。

宣传部的张伟志部长说，用不用先通知乡政府一声，让乡里准备准备？

我说，让乡政府的同志在那个村子里找一家光线好、屋子大的人家，再找十几个能说会道的老乡来参加座谈会，但千万别说送拖拉机的事。另外，再从县文化馆带几个人一块儿去！

文清问我，找文化馆的人去干吗？现场要演节目吗？

我告诉她，我是怕村里的乡亲们怯场，不敢说话，如果大家都不说话，这片子怎么拍？有文化馆的人穿上农民的衣服，埋在老乡当中，他们既不怯场，又能说会道，万无一失啊！

嘻嘻嘻——怪不得人都说电视是造假的艺术呢！文清笑得很妩媚。

我对文清说，到了那儿，最关键的镜头是要抓住那位热心观众看到送给他的那台拖拉机时的瞬间表情变化，那是惊喜，知道吗？文清点了点头。

龙江县地处大兴安岭余脉，西部为低山区，中部为丘陵，东部为嫩江大平原。县城在中部。

早上，被白雪覆盖着的连绵丘陵，在刚刚露头儿的太阳的照射下显得非常有层次。我们的车子在不断地重复着爬上、滑下，在一会儿阴、一会儿阳的交替中，迎着金灿灿的太阳向双龙村进发。

按照我的安排，一小时后，小四轮拖拉机再出发。我策划好了，当我们在老百姓家组织乡亲们拍摄座谈会现场时，小四轮拖拉机就悄悄进村，神不知鬼不觉地停在房后，这叫打时间差。然后，用大红布遮挡起来（不能从外形上看出是拖拉机），再准备几挂鞭炮，就等着掀开红布时把那位热心观众的惊喜瞬间摄入镜头了！

房间果然很大，火炕烧得也很热，玻璃窗上冻结的冰霜开始融化，明媚的阳光从玻璃窗射进来，明亮得有点像演播室了。

摄像机定好了机位。大火炕上坐满了人。那位即将得到小四轮拖拉机的热心观众和他的妻子也被安排坐在炕上（当然他还不知道我们要送他拖拉机的事）。文化馆的几位同志也穿上了农民的衣服，混在老乡们中间还真是真假难辨。文清站在摄像机旁向我伸出大拇指，我得意地笑笑。

结果跟我预料的一样，老乡们对我们的节目谈不出更多的东西来，只是说看过，挺有意思的。那位热心观众属于腼腆型的，一说话脸就红，在我的启发下才勉强说了几句。多亏了我的事先安排，文化馆的同志滔滔不绝，不然真的就冷场了。

话题越说越远，文化馆的几个同志大有喧宾夺主的意思了，我不得不把话题往回拉，从书包里掏出那十几封信。那位热心观众看到了自己寄出的信，脸一下子就红到脖子根上去了，结结巴巴地说，那是我没事儿瞎写的，那是我没事儿瞎写的——

我说，您的信写得非常好，这是您对我们节目的关心与支持，在我们的节目改版一周年之际，为了答谢您对我们节目的关心与支持，我们栏目组决定送您一件礼物，你猜猜这件礼物应该是什么？

这时，整个房间里突然鸦雀无声，送一件礼物给热心观众是村民们谁也没想到的。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呀！如果这位热心观众得知我们将要送给他的是一台拖拉机时，我们肯定会抓拍到他狂喜的镜头。

那位热心农民观众听了我的话后很平静，想都不想地就说，是关于农民致富方面的书吧！我说，你往大了猜猜。他犹豫了一下，说，是农业知识方面的光盘？我说，你再往大了猜！他的妻子抢先说，是摩托车！我说，我们栏目组到底要送给这位热心观众什么呢？请大家跟我来。这时我给文清使了个眼色，文清迅速从架上卸下摄像机，拎着它抢先从后门跑了出去。

当我们从后门出来，文清已经开机，她将镜头对准了那位热心观众。这时，鞭炮齐鸣，红布拉开，一台红色小四轮拖拉机展现在大家面前。我走上前去，把拖拉机的钥匙和买拖拉机的手续交到那拉热心观众手上。孰料，那位热心观众和在场的所有村民都很平静，像局外人一样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这让我非常意外。

文清跑过来对我说，他根本就没表现出我们想要拍的惊喜表情啊，要不要让他重来一次？我说，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都没出现惊喜，现在什么都知道了再重来还能有戏吗？文清问，那怎么办？我问那位热心观众，你会开小四轮吗？他说会。我说，你让你妻子坐你旁边，开一圈，表情喜庆点。他坐到拖拉机上，打着火，叫他妻子上来。他妻子说，别逗了，扯这个干啥呀？宣传部的张部长说，你咋这样呢？送你家一台拖拉机你们还不领情是咋地？他老婆说，逗谁呢？这不是拍电视吗？乡长说，让你上你就上，别说那些用不着的。

小四轮拖拉机在村里的雪路上转了一圈，村里的孩子们起哄般地跟着跑，在村里那些孩子们的起哄中，文清拍到了热心观众夫妻的笑脸。

我们将离开双龙村了，那位热心观众向我们走过来，我以为他是来感谢我们的，没想到他支吾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这拖拉机你们什么时候开回去？我愣住了，不知该怎么回答。

张部长有点不高兴地说，拖拉机是送你的，咋还能开回去呢？简直是莫名其妙。开车！

车子驶离了双龙村，我们来时的喜悦荡然无存。

晚上吃饭的时候，张部长觉得很没面子，说了许多感谢的话，劝下去好多杯酒，也讲了很多笑话，大家的心情果然好了些。正当大家的心情渐进佳境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你是导演吗？我说，对！你是哪位？电话里说，我跟你说，你们再不把拖拉机开走就得放水了，不放水缸子冻裂了我可不管！

我的脸好像被谁扇了一记耳光一样在发热，心脏也在抽搐，我几近哭腔地对着电话说，兄弟，我用人格担保，那台拖拉机确实是我们栏目组送给你的，不信你看看我给你的那些手续，发票在里面呢！

摄制组连夜登上了回京的列车。我隔着车窗向外看去，皓月当空，月光下的积雪反射着白亮亮的光，远处的村庄被大雪压迫着。文清见我向外看，也把脸贴到车窗上，当她看到天地间全是白茫茫的一片之后，惊讶地说，这么大的雪呀！他们一定很冷吧？我说，是啊，他们一定很冷。

黄昏中的台骀庙

人类的凶残其实比食肉动物更甚。

食肉动物在捕食猎物的时候，永远都是一击毙命，短则几十秒，多则十几分钟，被捕食者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生命，因此痛苦很小。人类则不一样，除去自然灾害之外，他们是先让你知道死亡，而且让你始终保持清醒，然后让你在漫长的恐惧中等待，讓你自己看着自己，一点一点地走向死亡。

山西省临汾市侯马县境内的一处车马坑中马的骨骸就说明了这一点。从车马坑里那些各种姿势的马的骨骸中能够看出马被活埋时的惊恐，尽管它们被套索牢牢地拴在沉重的战车上，可它们还是在恐惧中做出了挣扎和反抗。

这是西周中期陪葬某位帝王的一处车马坑。

摄像扛着机器从坑底下爬上来的时候脸色铁青，他说，真残忍。车马坑的管理人员说，这还叫残忍？有的皇帝死后还要用活人陪葬呢！管理人员很健谈，他接着说，古代人和现代的部分人一直认为，人的死亡只是换了一种生存方式，是从阳间向阴间过渡的一个过程。因此，人在阴间生活也是有需求的，有需求自然就要给予，给予的方法就是随葬。普通百姓死了，亲朋好友们把死者生前使用过的东西和平日里喜欢的东西一同埋葬就可以了。而皇亲国戚不行，他们活着的时候享受荣华富贵，死后依然得花天酒地作威作福，为此，就要大数量的随葬。金银财宝是供死者任意挥霍的，随葬的车马是供死者出行的，随葬的武士是继续执行保卫任务的，随葬的佣人和宫女是让死者在阴间继续呼奴使婢的——

摄像不礼貌地打断了管理人员的话，你说的这些事谁都知道，我是想说，每个帝王打江山的时候都说是为了天下的劳苦大众过上好日子，这才得到百姓支持和拥戴的，可得到了天下之后呢？他们都干了些什么？从这些陪葬品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出他们干了些什么。他们活着的时候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死后还得让活人活马随葬是不是太残忍了？打天下，必须坐天下的观念本来就值得商榷，就算是打天下者坐了天下，也要看他坐了天下之后为平民百姓带来的是幸福还是痛苦，会不会跟先前的帝王一样，继续奴役百姓！

这个话题让大家的心情都不是很好。看看表，下午三点，再拍一处时间肯定不够，回宾馆又有点早。侯马县委宣传部的一位先生说，我们县西台神村有一座庙，是春秋时期晋平公年间建的，叫台骀庙，离这儿不远，要不——

临汾市委宣传部的樊清平部长说，台骀庙历史悠久，的确值得一拍。

两辆越野车转头向西，在2002年的寒冬里，沿着汾河水弃掉的旧河道迤逦前行，扬起的沙尘把身后的景物弄得模糊起来，令人感觉很虚幻。坐在车内，透过玻璃窗，看着两侧依稀可辨的河岸，可以想象出当年汾河的汹涌。

远处，旧河道岸边出现了一个用青砖砌筑的高台，高台之上是一座城堡式建筑。樊部长说，台骀庙到了。车子就停在了高台下面。

大家下车，依次沿着人工砌筑好的台阶向上攀。当我们登上十几米高的旧河岸，眼前出现了一块很大的开阔地，开阔地的北侧，就是台骀庙，与台骀庙相对的南侧就是西台神村了。

台骀庙坐北朝南，两扇沉重的破旧木门紧紧地闭着，一个生满红锈的大铁锁把我们拒之门外。城堡式的围墙阻断了我们的视线，我们对里边充满了好奇。县委宣传部的同志说，你们稍等，我去村里找人。我指了一下太阳说，要抓紧时间，如果再晚光就不行了。

太阳一点一点地沉下去，明显感觉到再等下去色温就不够了。当我们等了足有半个小时的光景时，村口才出现了两个人，一个是宣传部的同志，另一位肯定是村里的负责人了。走近了，宣传部的同志介绍说，这位就是台骀庙的管理员。

管理员很拘谨，脸上挂出的笑容有点牵强，但可以看出，他是经过精心打扮后才出来的。他头上戴着一顶崭新的蓝色帽子，上身穿一件四个兜的蓝色制服，下身穿一条蓝色裤子，脚上穿一双擦得锃亮的黑皮鞋，左侧的上衣兜里插着一支旧式钢笔，衣、帽、裤都有明显的褶皱，一看就知道是刚刚从箱子里翻出来穿上的。他站在庙门口并不急于开门，而是侃侃而谈。他说，这座庙，原来是骀家的宗祠，是被后人改成庙的。为什么要把宗祠改成庙呢？这得从古代说起。当年的汾河经常泛滥，两岸百姓苦不堪言，骀家的祖先曾发誓治理水患，为百姓造福。这我得跟电视台的领导说明一下，骀家当年治水，早于大禹治水500年。骀家的祖先说到做到，带领骀家子孙和沿河百姓沿着汾河开始治水，治理好一段，他们就把治好的一段让给别人居住，再去另一个地方治水。我们这个村当年就是骀家住过的地方，这座庙就是骀家当年的宗祠。我们的祖先为了感谢骀家，也为了永远记住骀家的恩德，就把骀家宗祠改成了台骀庙，让骀家的列祖列宗永远享受我们的香火。

管理员说到这儿，很庄重地从腰间拉出一根红绳儿来，绳儿的一头系在腰带上，另一头拴着一把钥匙。他握着那把钥匙走到庙门前，由于红绳儿有点短，他踮起右脚歪着身子才打开了那把大铁锁。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破败。这里到处是荒草，遍地是瓦砾，殿堂左、右、后三面有墙，正房没门，没窗，也没墙。殿堂内既没有雕像，也没有牌位。院内的东、西两侧有房，但门窗也都是残破不全。我问，这里边怎么什么都没有了？管理员说，“文革”的时候让红卫兵给砸了，现在想重修还没搞到钱。

我站在那有些茫然。摄像拎着摄像机也在那儿发怔。现在不单单是色温的问题了，而是空空荡荡的一个院子拍什么呢？

这时我发现了一块与这座破庙极不相称的比较新的牌匾端端正正地挂在殿堂的正上方，上面书写着四个字——“能三不能”。这让我很是困惑。不仅这四个字的含意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而且这个牌匾是比较新的，与这些破败的建筑有些不相称。我问管理员，这“能三不能”是什么意思？

管理员先是用手背蹭了蹭自己的鼻子，又正了正插在兜里的钢笔，然后抬起头来说，这是骀家的祖训，意思是你能开山通河不能？你能秉公办事不能？你能造福于民不能？如果这三样你不能，就不要做头人。现在叫做官。

摄像问，这块匾怎么还有点新？

管理员说，旧了我们就重新刷漆，坏了我们就重新修补，用这块匾教育我们的孩子。

我问管理员，村里有骀家的后代吗？管理员说，没有。我问，骀家的后代现在在哪里？管理员说，不知道。骀家是治理一段河道就交给别的家族居住，他们再到有水患的地方去治水，最后骀家落脚在什么地方没有人去查找过。

再次抬起头看那块匾时，我突然觉得这块匾光芒四射，我虔诚地跪在那块匾下面，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

管理员说，拍吧！快拍吧！不然一会儿天就黑了！

这时的太阳已经落到了地平线上，天光早以暗下来，色温已经不够了，但我没有勇气让管理员失望，就冲摄像使了个眼色，摄像师心领神会，装模作样地认真“拍”了起来。

天上出现了几颗亮晶晶的星星，西边落日的地方还残存着红红的光亮，我们与台骀的庙向背而去。当我再次回头看那座空庙时，夕阳的光亮正在城堡建筑的背后映衬着台骀庙显得无比高大。从此，我心中有了一座伟大的神庙——台骀庙。

愤怒的葡萄

《愤怒的葡萄》，你没疯吧？

广全点着一支烟，吐出一串烟圈儿，然后半个屁股搭在桌角上说，你就是再怎样，也不该抄袭约翰·斯坦贝克的作品，那可是世界名著啊！

广全特别爱抬杠，看到我在电脑上敲下的这个题目，就开始没鼻子没脸地打击我。

我的抗击打能力绝不比霍利菲尔德差。我说，我没疯，这篇《愤怒的葡萄》跟美国的那篇《愤怒的葡萄》没关系，约翰·斯坦贝克的葡萄是在读者心里生长的葡萄，而我要写的葡萄是实实在在生长在北宁市大地上的葡萄。

北宁市？北宁市在哪儿？

平时，广全总以自己通晓地理自居，我说出的这个城市的名字却让他感觉很陌生。

不知道了吧！要说北宁，在你掌握的地理知识中是没有这座城市的，因为这是后改的名称，可我要是一说北镇——

北镇啊！北镇谁不知道啊！广全马上就活跃起来，不就是有医巫闾山、北镇庙、辽代双塔、沟帮子熏鸡，还有北镇鸭梨，归辽宁锦州管的那个北镇吗？

我说对呀！

广全问，啥时候改叫北宁了？

你既然知道北镇，那我可得考考你了。针对广全刚才对我的打击，我必须得来个防守反击，打击一下他的嚣张气焰。你知道那地方为什么叫北镇吗？

我提出的问题真的把广全给镇住了，他愣怔了一会儿，无奈地说，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还是呀！我得意洋洋，不知道就别跟我抬杠，规规矩矩地听我说。

好好好，听你说，听你说。

要说这事儿可早了——我有点显摆自己有学问的意思了，隋朝的时候，朝廷从战略上考虑在幽州设立五镇，因为此处地势险要，又是幽州的最北端，所以叫北镇。

北镇这名不是挺好吗，怎么又改叫北宁了呢？广全问。

这是1995年的事兒了。我说，这一年，国务院下了一个文件，决定北镇撤县，建县级市。北镇的上层官员们一听，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县级市也是市啊！听上去好听多了，到外面出差、开会，一介绍，这是市长，多体面，跟县长能一样吗？为此，机关里就有那么几个好大喜功的人又有了新想法，提议说，叫北镇市是不是有点儿小啊？南方有南宁市，西部有西宁市，北方再出现个北宁市，一准儿能叫响。于是，北宁市诞生了。

你别臭显摆，这与葡萄没关系，你说说你这葡萄是咋愤怒的？

我说，那是2001年的夏天，我们栏目组去北宁拍一期节目，接待我们的是市委宣传部的张副部长。张副部长很胖，长得也很厚道，用东北现在最流行的话说——大眼睛，双眼皮儿，一看就是讲究人儿。

别扯那些用不着的，说葡萄。

别急呀，我这就说到葡萄了——

我们刚到北宁，张副部长就介绍说，我们市为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给农民找出一条致富路，市委、市政府请来了有关专家，经过多方面的调查和研究，最后认定，种植葡萄是北宁的优势。从地理位置看，这里跟烟台在同一纬度上，土质也跟烟台的一样，烟台能成为葡萄之乡，北宁就更有资格成为葡萄之乡了，因为烟台没有北宁这么大的土地面积——光说没用，咱们还是先去亲眼见见。

大吉普车沿乡间公路行进。车外，长长的葡萄藤蔓在横平竖直的葡萄架上爬得漫山遍野都是，占据了北宁市的半壁江山。张副部长指着漫山遍野的葡萄说，这才是中国东北真正的葡萄之乡呢！這可不是我们自封的，是《中国特产报》命名的。

大家都伸长了脖子往外看，除去路两旁茂密的葡萄园之外，我看见每隔一段就有一座白色的小房子，这么漂亮的白色小房子是干什么用的呢？说是看葡萄园的窝棚吧，不像，因为那小房子没窗;说是灌溉用的泵房吧，也不对，因为小房子没有出水的管子。我问张副部长，这白色的小房子是做什么用的？

因为我们的节目是综艺节目，节目要求在最后根据小片的内容提出问题，让在现场录制节目的明星演员们回答。

张副部长说，这是保鲜库。

保鲜库？我问，在葡萄园里建保鲜库干什么？

张副部长解释说，当北宁的葡萄熟了的时候，全国的葡萄也都熟了，那时候的葡萄是卖不上好价钱的。我们这儿的农民，在收获的季节里不卖葡萄，而是把葡萄放进保鲜库里，等到元旦或春节的时候再拿出来卖，到那时，一块钱一斤的葡萄能卖到五块钱一斤。这也是我们市委、市政府为农民们想出的好主意。

摄制组的同志们都很感动，北宁的农民真有福气！

吉普车穿过一个村庄，再往前就有点丘陵的意思了。漫山遍野的葡萄层层叠叠，特有层次感，我说停车，在这儿拍个大全景。

吉普车停下，编导和摄像扛着架子和摄像机下了车。他们向四周看了一圈，对我说，这也没有高机位啊！我也向四周看了一圈，的确没有适合架摄影机的地方。我说车调头回去，这离村子不远，到村子里看看谁家的房子高。

在村边上，我们找到一家高大的平顶房，正适合架机器。张副部长说，这家我认识，是村里张会计家，我来过，我们还攀过一家子呢！

张副部长进屋打了个招呼就跟出来一个女人。女人挺爽快，说，上房啊？房山头儿那有梯子。你们渴不渴，我给你们买汽水去。

张副部长赶紧说，不用了，嫂子，我们车上带着矿泉水呢！

编导和摄像抬过梯子，立好了，爬上房顶去拍大全景。我就跟张副部长在张会计家院子里的葡萄架下聊天。

这时候，来了很多村里的农民，他们气势汹汹地站在我对面问，你们是中央电视台的？

我说是。

一位带头的农民指着我的鼻子说，你们跟着瞎吹啥呀？然后转头对一块儿来的农民们说，你们去把梯子给撤喽！

几个农民二话没说，冲上去就把上房的梯子给撤了。

编导和摄像听见房下有吵闹声，往下一探头，发现梯子没了，大喊，你们干什么呀？我们怎么下去呀？

这突如其来的事件让我有些不知所措，赶紧凑上去说，乡亲们，有什么事情好说，你得让我们的人下来呀！

不行！这事你们不能帮他们瞎吹，必须得如实报道，如果你们不能如实报道，我们就不让你们的人下来。

接着，农民们就你一句他一句，乱哄哄吵成了一锅粥。

张部长——张部长——我只好求助张副部长，可叫了好几声也没见张部长的影儿，就连司机也不见了。我问房上的编导，看见张部长了吗？

编导和摄像一脸无奈地坐在房顶上说，刚才还在呢！怎么没了？

没有了解围的人，也没有了退路，我不得不独自面对。

我说，你们派一个代表跟我说行吗？不能大家一块儿说，你一句他一句的我听谁的呀？

好，我说。那位带头的农民站到了我的面前，这些领导可把我们给坑苦了。头几年，乡里来人，非得让我们把地都毁了，把果树都砍了，全种葡萄，说这是市里的决定，要把北宁建成葡萄之乡。开始大家都不愿意种，因为我们不会种葡萄。乡领导说，没关系，我们为大家请来了技术人员，免费指导。我们没办法，种吧，大家就都种了，也都学会种葡萄了。可葡萄丰收了，就是卖不出去，全烂了。我们就去找政府。市领导说，北宁的葡萄熟了，全国的葡萄也都熟了，这个季节就是不好卖，我们请教了专家，专家为大家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建议你们每家建一个保鲜库，在葡萄不值钱的收获季节把葡萄储藏起来，等到元旦或春节的时候再拿出来卖，收入就能翻五番。大家一听是这么回事，就都拿出钱来建保鲜库。有的人去银行贷款，有的是从个人手里借的高利贷，我们家家的保鲜库都建成了，葡萄也丰收了，就把葡萄都放到保鲜库里了。可是，到了元旦葡萄也没卖出去，到了春节还是卖不出去，去年的葡萄现在还在保鲜库里放着呢，光电钱我们都花不起了！他们还天天吹牛，什么葡萄之乡啊，狗屁！你们不是中央电视台的吗？你们必须要给他们曝曝光。

我说，是这样，我们栏目是综艺节目，是到哪儿夸哪儿的那种节目，没有曝光这个功能，你们能不能找找上级的有关部门——

你要是这么说，房上的人就别下来了，你们也别走了。那个带头的农民把话说得斩钉截铁。

软的肯定是不行了，看农民兄弟的这种劲头儿，来硬的更不行。在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突然有了主意。

我赔着笑脸，像拉家常一般问那个带头的农民，老哥，你有儿子吗？

有啊！两个呢！

还没娶媳妇吧？

搁啥娶呀？种葡萄种出了一屁股债。

如果现在有人给你儿子介绍对象，你能说我们家穷得揭不开锅了，我们家穷得穿不上裤子了，我们家因为种葡萄欠了一屁股债吗？

我傻呀！我那么说我儿子还不得打一辈子光棍呀！

还是的呀！我感觉带头的农民上道了，就接着说。我听说咱们这地方的穷人家娶媳妇都去借家具，借家电，先把媳妇娶回来，再把东西还回去。等媳妇娘家知道的时候也来不及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

带头的农民笑了，不整点假象也骗不来媳妇啊！

那个带头的农民终于掉进了我设计的圈套里。我说，老哥，你听我跟你说，我给你们拍电视节目，说你们种的葡萄质量好，丰收了，这里的农民都富，这节目一播出去，电视观众一看，北宁的葡萄肯定好啊！不好北宁的农民能富吗！然后商家就都来找你们买葡萄，你们的葡萄不就都卖出去了吗！然后全国人民都知道北宁的葡萄好，往后就供不应求了！

那位带头的农民突然醒悟，兴奋地说，对呀，在节目里这么一说咱们的葡萄就有希望了。

我趁热打铁，我们的节目效果要比硬性广告效果好得多，因为我们是官方报道。如果做广告你们还得给我们广告钱呢！我们这是给你们做免费广告知道吗？咋还不领情呢？

对呀！对呀！带头的农民激动得脸都有点红了，指挥着说，你们俩赶快把梯子给立好了，让房上的人下来。你们几个赶快回去杀鸡，咱们请电视台的师傅们在这儿喝两盅儿！

这时，张副部长不知从什么地方转了出来，握紧我的手说，关于宣传葡萄之乡，我们愣是没找到怎么向农民解释的理论根据，这回行了，跟你学了一招儿。

我气愤地说，你拉倒吧，我这是急中生智，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广全听得愤怒起来，突然插话，靠！这帮当官的，为了自己的业绩，不惜牺牲百姓的利益，这不是坑害老百姓是什么！

这话有点过了。我说，这得分从哪个角度看。

当官的既然让农民种葡萄，就得负责到底，只让农民们种葡萄不管卖葡萄，这不是坑害百姓是什么？广全还真的动气了，很愤怒。

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也很愤怒。我说，可我冷静下来后，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你想啊，领导们无偿提供科技信息让农民种葡萄，领导们再请农业科技人员免费指导农民种葡萄，领导们再帮农民把葡萄卖出去，那不是又回到计划经济的年代了吗？其实我们很多百姓还是没有从计划经济的习惯中走出来，他们习惯了听话不动脑。北宁的土地适合种葡萄是不争的事实，这是市领导们给北宁农民最好的信息。那么剩下的事就该农民们自己去做了。如果领导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了，那农民成什么了？成农民工！

广全说，那北宁葡萄的事你想怎么写？

我说，我还没想好。

山歌好唱口难开

很小的时候就听大人们说山歌好听，可从没听到过，因为我生长在东北，那里只有二人转。

第一次听到山歌是在《刘三姐》的电影里。从那一刻起，我就想，什么时候能够听到真正的山歌，而不是在影像中呢？

机会终于来了。2014年7月，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开发旅游，要做一期节目宣传一下，恰好这期节目由我来执导。那可是山歌的故乡啊！

到达印江县的当天，出席欢迎晚宴的有N副书记、Z副县长，还有文化局局长。宴会上，宾主频频举杯。喝到尽兴处，我说出了我多年来对山歌的那种渴望。文化局长听了，立刻打电话，调来了县文工团的演员。美妙的土家族山歌立刻就荡漾在餐厅里了。

土家姑娘们情真意切地唱着山歌，我等如醉如痴地品尝着山歌中的滋味，当山歌唱到高潮处，文工团演员开始挑战Z副县长，Z副县长毫不示弱，与之对起了山歌。Z副县的山歌唱到动情处，绝不输给文工团的演员们。副县长的歌声刚落，副书记也迎来一位文工团演员的挑战，真可谓是“这边唱来那边和”！

这时，我突然意识到，节目的现场部分一定要对山歌，台上台下互动起来，才能充分展示土家族的民俗文化，表现出土家人的能歌善舞。于是我对大家说，这期节目我一定要邀请李琼来参加，然后让Z副县长与李琼对山歌。因为唱《山路十八湾》的李琼也是土家族姑娘，她的山歌唱得也非常好。大家听了，群情振奋，共同举起酒杯，异口同声地道：“好！”

录制节目的前期工作紧张而又有章法地进行着。舞台搭建完毕，舞美制作完毕，演员阵容落实，录制时间敲定，“录制流程表”打印，串联词撰写完成，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Z副县长说什么也不对山歌了，理由是喝酒时胡乱唱几句还可以，真正要跟明星对歌是万万不行的。

我立时就傻眼了，由于Z副县长答应了对山歌的事，我又跟李琼在电话里沟通了，一切都安排妥当，怎么可以说改就改呢？

印江县是革命老区，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团会师的地方。当年这里有很多百姓为了推翻旧的统治跟贺龍去当兵，因此这期节目请来了贺龙的扮演者高长利，我是想用《跟着贺龙去当兵》这首山歌对唱，引出“贺龙”的一段讲话来。如果取消山歌对唱，扮演贺龙的演员在哪儿出来说话呢？如果山歌不对了，节目就要重新编排，串联词也要修改，所有节目顺序都要重新调整，麻烦可就大了。为了挽救节目，我多次跟Z副县长谈到对山歌的事，有时几乎是乞求了，可都被他断然拒绝。

正当我急得要死，但又无计可施的时候，文化局的一位文化干部跟我道出了其中之缘由。他说，这事你不能怪Z副县长，全县有好几位副县长，还有好几位副书记呢，你只让Z副县长一个人上台对山歌，其他的副书记、副县长们怎么办？录完节目你们走了，Z副县长成什么了？导演也得为Z副县长的以后想想啊！

那位文化干部的话惊得我目瞪口呆。

文化干部走了，我反锁上门，重重地抽了自己一个嘴巴，还摔了一只水杯，然后对着镜子骂自己是混蛋王八蛋，太不成熟，这点政治头脑都没有——

当我渐渐冷静下来之后，终于想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我马上就给县委书记、县长各写了一封同一个内容的信，内容大概是说，为了宣传印江县的旅游，宣传土家族的民俗文化，我在录制现场安排了Z副县长与歌星李琼对山歌的环节，没想到的是Z副县长临阵脱逃，破坏了节目的精彩度，我希望县委书记、县长，要把此事当成政治任务去落实，要求Z副县长为了印江县的旅游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当天下午就有消息传来，县委、县政府为此事召开了一个会议，已做出决定，Z副县长必须服从导演安排，在录制现场与李琼对山歌。

吃晚饭的时候，在餐厅里碰到了Z副县长，当他看到我时，脸上立时绽开了惬意的笑，走过来，很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然后向我伸出大拇指，说，你真高！

录制现场，万人攒动，Z副县长唱道：

叫声妹子你放心，

哥哥是个铁心人，

跟着贺龙干到底，

生死不忘妹子情。

李琼对唱：

叫声哥哥莫担心，

跟着贺龙去当兵，

队伍打了大胜仗，

快给妹子带个信。

撼动人心的山歌在录制现场上空回荡、在群山中回荡，是天籁之音吗？是革命的号角吗？全场沸腾了，掌声、欢呼声不绝于耳，我手握对讲机，傻愣愣地站在那儿，心里酸酸的，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压迫着我，我想哭——

真情不用导演

提到习水县，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习水大曲”。

在一切都要凭票供应的计划经济年代里，逢年过节，迎来送往，谁家要是能拿出一瓶“习水大曲”，那是相当牛的一件事情。时至今日，在四十岁以上年龄段的东北男人心目中，“习水大曲”依然是名酒。

从另一个层面感受习水县是2005年的8月底。习水县委宣传部的陈部长和县文联主席罗吉宇来到我们栏目组说，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七十周年，县里搞“一节、一会”，也就是“贵州·习水红军长征四渡赤水70周年纪念大会暨绿洲红城经贸旅游文化节”，这其中，要搞一台晚会。

罗吉宇说，毛泽东的军事得意之作“四渡赤水”只有一次是在赤水市境内，其余的三次全是在习水县境内完成的。可全国好多人都误认为“四渡赤水”发生在赤水市，而忽略了习水县，我们就是要通过这次纪念活动，通过这台晚会的播出，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习水才是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的地方。这也是宣传我们红色旅游资源的一个突破口！

飞机降落在重庆机场，接我们的人早已举牌候在那儿了。我们坐上越野吉普车，穿过重庆繁华的街道，钻进了莽莽深山。

好像穿帮了是吧？不是去贵州吗？怎么到重庆了？制片主任给我机票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习水县归遵义市管辖，遵义市归贵州省管辖，我们到重庆去干什么？制片主任说，重庆机场离习水最近。

這时我才发现我的地理知识那么差，原来习水是在四川、重庆、贵州的交界处，从交通方面看，落在重庆机场才是最佳选择。

盘山路的路况不是很好，车子总是摇来晃去的，让人很不舒服，好在沿途的风光不错，除去山高林密之外，公路旁边总是跟着一线不胖不瘦的细水。水很清，水下的石子大部分是红色的，红色的石子在太阳的照射下，映衬得河水像血一样红。我突然记起有很多文士在描写战斗场面时，总是有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什么什么江水河水之类的描写。这河里的石子是烈士们的鲜血染红的吗？

到达习水已是夜半时分。我们住进了一家宾馆。

天色刚刚泛出灰白，激昂的音乐声就顺着窗子溜进来。我拉开窗帘，看到一群人聚在小广场上，随着音乐开始做起了各种各样古怪的动作，这对于喜欢睡懒觉的人肯定是一种折磨，可对我来说是无所谓，因为没有这种吵闹我也是个喜欢起早的人。

踏着晨曦，走在习水的街道上，节日的气氛扑面而来，横幅、彩旗、标语、宣传画，把这座小山城打扮得如同待嫁的山姑。

两个穿着校服的小姑娘，满脸汗水地每人背着一个很重的大竹筐迎面走来，我看她们小小的年纪背这么沉重的东西，忍不住问，背的是什么呀这么重？小姑娘说，是萝卜，卖的。我问，你们不上学吗？小姑娘说，妈妈在前面呢，我们把菜放到市场就可以回去了，上学来得及。我回头看见两个满脸沧桑的农村妇女正站在路边等着她们，我问，你们家离县城远吗？小姑娘说，有二十来里吧！我说，这么早就起来送菜，往返四十里，再回去上学，能学习好吗？小姑娘说，没办法呀，不送菜就没有学费。说完，小姑娘背着沉重的菜筐走了。我看着远去的小姑娘的背影，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正在房间里看这次活动的相关资料，陈部长和罗吉宇来了，陈部长的地方口音太重，他说的话有80%我听不懂，而罗吉宇的普通话讲得特别好，因此，陈部长的一些想法都是罗吉宇翻译的。罗吉宇告诉我，为了迎接红军“四渡赤水”七十周年的到来，现在全县各部门、各单位、各乡镇、各学校都在学唱革命歌曲，有《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社会主义好》《南泥湾》《长征》《十送红军》——届时，全县将有大合唱比赛。同时，我们还请来了当年的老红军，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请来了毛主席的孙子毛新宇博士。

罗吉宇还告诉我，县里有个业余文工团，文工团有好几个质量不错的舞蹈，可以跟明星们同台表演。我问他都是什么舞蹈？他说，有《四渡赤水河》《丹霞情思》《苗苗岭》《红军到干人笑》……我问他什么叫“干人”？罗吉宇说，“干人”是当地的方言，就是穷苦人的意思。他又说，我们县还有一千套红军服装，演出的时候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陈部长接着说，反正我们要求总体上既要表现习水的红色历史，更要着重展示习水的现在，多请一些歌星，搞热闹点。

搞热闹点比较容易，歌星多得是，只要肯出钱就行。可表现历史就有难度了，总不能随意拿过与当地历史毫不相干的节目上台表演吧！比如说他们正在排练的大合唱《南泥湾》，那是延安的事，跟习水挨不着。

二位走了，我仔细地整合现有的资源，舞蹈、大合唱，还有一千套红军服装。我突然记起毛新宇会唱歌，我曾在北京台的某档节目中看到过对他的个人专访，好像提到毛新宇还出过一个专集——对了，还应该请上毛泽东的扮演者王英、周恩来的扮演者郭伟华。我又查出歌曲《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的原唱是著名歌唱家耿莲凤大姐。思路逐渐清晰起来，我高兴得到街边的小馆子里喝了半斤烧酒。这半斤烧酒烧出了陈部长提出的历史与现代兼顾的晚会题目——《红色印象·相约习水》。

方案在我脑子里开始形成，用舞蹈《四渡赤水河》开场，做后期的时候，我可以从电影《四渡赤水》中剪一些炮火连天渡河的画面贴上去烘托气氛。然后主持人出场说开场白，引出耿莲凤的独唱《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要求每唱到“嘿喽嘿”的时候，全场观众一定要一同唱，体现互动。接着就是舞蹈《红军到干人笑》，表现红军为广大穷苦人撑腰受到热烈欢迎的场面。这之后，再请出毛主席的孙子毛新宇出场，一段简短的现场采访过后，请他演唱毛主席诗词《长征》。然后主持人开始煽情，讲红军根据战略需要必须要撤走，这时全场大合唱《十送红军》，随着歌声响起，毛泽东的扮演者王英、周恩来的扮演者郭伟华各带领一路中国工农红军，随着《十送红军》的歌声从舞台对面，曲线穿过现场观众席，向舞台方向行军。这时，一定要有众多“干人”扶老携幼相送，“干人”们有的送草鞋，有的送鸡蛋，有的送干粮，表现军民鱼水情，表现习水的穷苦百姓舍不得红军走，那场面一定感人——

我找来了罗吉宇。

给他看过方案之后，我对他说，我要做一个“现场大小品”，你一定要给我找一些不同年龄段的山民来，在大合唱《十送红军》的时候让他们扮演成“干人”，因为他们的脸不用化妆。还有，你一定要让他们穿上当年的那种破服装，千万别穿上現代的衣服。罗吉宇说没问题，那些山里人很少出来，平时的生活中也是穿过去的衣服，跟他们要西装革履他们也没有。

舞台搭好了，扮演“干人”的山民们也来到了现场参加彩排。在那些穿着破衣烂衫的山民中，有两张熟悉的脸不停地向我微笑，这让我很困惑，我是第一次来习水，没有熟人啊！我也看着她们，猛然想起，这两个妇女是我来习水的第一个早上，看到的那两个背菜的小姑娘的妈妈。我走过去跟她们打招呼，可她们只是笑。罗吉宇告诉我，她们不会讲普通话。于是我也只好对她们笑笑。

彩排开始。县中学的学生们暂时穿起了红军服装，他们高举着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帜，扛着长枪、长矛，背着大刀，别着短枪，随着《十送红军》的歌声缓缓行进，山民们的脸色，跟我想象的一样，不用化妆，特别是穿上破旧的衣服和草鞋，与歌声，与行进中的队伍浑然一体了，我的情感突然被拉向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可在这感人的场面中，我发现了一个不和谐的现象，山民们没有表现出与红军难舍难离的情感，他们给“红军”送干粮、鸡蛋或草鞋的时候，都面无表情，很麻木，甚至有的还在说笑。我叫过罗吉宇对他说，这些山民太不投入了，你能不能在你们文工团的舞蹈演员中调一些演员来参与这场表演？这样的重头戏我不能只用大全景吧？没有细节，没有特写镜头怎么行？罗吉宇说，舞蹈演员本来就不够，倒换不开呀。

我一想，也是，每隔两三首歌就是一个舞蹈，这中间还要换服装，的确倒不过来。可我觉得，如果百姓舍不得红军走的那种情感表现不出来，这么好的一个想法就糟蹋了。于是，我叫过那些山民跟他们说戏。我把自己都说感动了，可那些人只是呆呆地在那儿听，像木头一样，没有任何反应。

正在山民们无奈我也无奈的时候，突然有一辆宝马大吉普和三辆宝马轿车飞奔而来，车到舞台旁边，“嘎”的一声全部停下，四个西装革履、喝得满脸通红的中年男人从车门里钻出来，随后每一辆车里又钻出几个青春貌美的女子。中年男人们腆着肚子，吐着酒气，摇摇晃晃地被那些美女们搀扶着上了舞台，他们这儿看看那儿看看，不时地哈哈大笑，看过了，走下舞台，又钻回车里走了。山民们怔怔地看着他们，一声不吭。当他们的车子开走之后，山民们突然像炸了一样，愤怒地用我听不懂的土话嚷着什么，还不断地朝地上吐口水。我问罗吉宇那些人是谁？罗吉宇说，他们都是开煤矿的煤老板，有钱人！

在山民们这么愤怒的情况下，好像说什么都没用了。还有两天就要演出录制了，听天由命吧！

四万人的广场沸腾着，按照录制流程，每一个环节都达到了预期效果。马上就到“现场大小品”了，我的心一下子就蹿到了嗓子眼儿那狂跳了起来——

悬挂式音箱里传出了《十送红军》的歌声，接着，全场四万人跟着播出的音乐开始大合唱。当“毛泽东”、“周恩来”挥着手，各带一路“红军”从现场观众后面向前压过来的时候，奇迹出现了，那些山民一边往“红军”兜里塞草鞋和鸡蛋，一边失声痛哭，有的拉住“红军战士”不肯放手，其中有几位老者跪在了“毛泽东”和“周恩来”面前不肯起来，整个现场哭声一片，后来，竟有一位老者哭得昏了过去——

现场那些老红军、毛主席的孙子毛新宇、政府官员和所有的工作人员无不为之动容。我忘记了我的身份和职责，任热泪沿着脸颊流淌——

真情是不用导演的啊！我想。

南街村的天儿是明朗的天儿

去南街村的路上，牛车对我说，当年我跟郝海东在一个体校踢球，那时候我是主力，郝海东只能给我当替补。我问，你怎么没继续踢下去呢？牛车说，后来我不是上音乐学院学唱歌了嘛！制片主任开玩笑说，体校的同学都踢成足球明星了，牛车就改行学唱歌了;唱歌的同学都唱成歌星了，牛车又改行当剧务了！大家笑得前仰后合，逗得司机差点把车子开到麦田里去。

这是2003年的5月。

牛车本来就不是电视圈子里的人，刚到栏目组，什么都不会干，只好做剧务。做剧务的工资比较低，每月的基本工资六百块钱，每做一期节目再加三百块钱劳务费。他爱抽烟，还喜欢喝酒，生活费自然就有些紧张，每当接济不上的时候，就常常厚着脸皮蹭别人的饭局，这样的生活就没什么质量可言了。生活的窘迫使牛车经常发牢骚，他认为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

对于南街村，牛车一直都是很向往的，听说《小康之路》节目的录制现场设在南街村，就跟我嚷嚷一定要去。他说，南街村才是真正公平的地方啊！那儿的老百姓不愁吃不愁穿，幸福万年长啊！

走进南街村，一眼就能看见村中央青松翠柏簇拥着毛主席挥手的巨大雕像。雕像前面，两位身着军装，不戴领章、帽徽的卫兵神圣不可侵犯地捍卫着。后面是马、恩、列、斯的巨幅画像，这庄严的一景，是南街村的标志。

在与邻村接壤的分界线上，南街村用大青砖垒起了一道城墙，城墙中段，建有一座巨大的城楼，远远看去像天安门一样雄伟。城墙的内、外景象，像黄海、渤海的海水交界处一样颜色分明。城外，是坑坑洼洼、嘈杂混乱、随意摆摊儿的自由市场;城内，则干干净净，没有任何闲杂人等，一片开阔平坦的巨大广场。《小康之路》的录制舞台就将设在这里，高大的城楼将成为本期节目的主景。

牛车在这期节目中担任生活剧务，比较轻闲。有了空余时间，牛车就四处转悠，到处打听，晚饭时就喝着小酒开始讲南街村见闻。他说，南街村村民的衣、食、住、行全都不花钱：房子是分的，吃的、喝的凭券去领，家电、家具是配给制，穿的戴的全是发放的，煤气管道入户也不收费——

娶媳妇花钱吗？制片主任又开始跟牛车开玩笑。

牛车一瞪眼睛，当然不花钱！只要是南街村的人，无论谁结婚，妇联和共青团都给组织婚礼，一切费用村里承担。然后买票，送到车上，外出度蜜月。外出的行程都是村里给定好的，钱也付了，敞开了玩。等新人回来的时候，新房早就布置好了，进洞房，开火过日子了！

制片主任继续开玩笑，照你这么说生孩子也不用花钱喽！

牛车说，何止生孩子不用花钱，连上小学、上中学都不用花钱，考上大学还有奖励呢！

果真如此，一切都是供给制。我们拍过几个家庭，房间格局、家具的款式及颜色、家电的品牌和摆放位置几乎都是一样的。走在南街村的大街上，村民的穿着甚至都是一样的。

南街村的书店，清一色的马、恩、列、斯、毛的著作，除此之外就是中国记者和国外记者报道南街村现象的文章集成。

南街村的商店，几乎全是南街村自己企业生产的产品。工艺品店里，大部分是毛主席的塑像和像章，有少部分是马、恩、列、斯的画像。街上的大喇叭里永远播放着革命歌曲。南街村所有的村民（职工）上班前都要齐声高唱革命歌曲，背诵毛主席语录。下班时也要再次唱响革命歌曲，再次背诵毛主席语录。

走在街上，你会看到有很多老人悠闲地坐在一起，微笑着，看着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行人，相互之间很少有话说。

在采访南街村的书记时，我得知村民（职工）每个月的工资是八十元。我说这是不是太少了？书记说，我们儿这不需要花钱，一切几乎都是供给制的。我说，要是村民想走亲访友，外出旅游呢？他们挣的钱是不是连车钱都不够呢？书记说，我们村每年都组织旅游，每个人每两年出去一次，祖国的名山大川几乎都去过，全是公费的。

我又随便问了一句领导层的收入情况，书记说出了一个让我难以相信的数字——二百五。

天呐！听南街村的书记介绍，他们村每年就能给国家上缴利税三千多万，可南街村的当家人怎么每个月只拿二百五十元的工资呢？！再说了，这个数字也不好听啊！

我忍不住还是问了，你们为什么要定下这样一个数字呢？你不知道在民俗中，“二百五”这个数字有其他含意吗？书记笑了，说，我当然知道，我们南街村的领导就是傻子，你没看到那个标语吗？他指着远处的一栋楼房说。

我抬头看去，灰色楼房的侧面，朝大街的方向，用水泥醒目地雕上去了鲜红鲜红的一段文字：

傻子种瓜

种出傻瓜

唯有傻瓜

救得中华

牛车在加深了对南街村的了解之后，积极性变得异常高涨，做完本职工作，主动帮助现场导演指挥南街村的村民搭台，制作道具，运送桌椅。他自豪地说，人心齐，泰山移！南街村上下一呼百应，领导想干啥事肯定就能干成啥事。接着，牛车又感慨地对我说，你想想，咱们在哪儿做节目像在这儿这么痛快过？在别处，干一丁点活儿都得讨价还价，干屁大个事儿也得讲讲价钱。还是南街村好吧？

录制现场异常火爆，台下的观众队都是南街村各个企业的职工（村民），他们的组织纪律性极强，让鼓掌就鼓掌，让欢呼就欢呼，节目录制得极其顺利。

节目录完了，晚宴上，牛车对我说，南街村真好，人人平等，从来不用为生活发愁，他们要是能要我，我就留下。

制片主任接下话茬儿说，你还没来呢，来了也会烦的。

牛车说，不可能！

制片主任说，生命的价值是个性的展示，南街村做不到这一点。

牛车说，连饭都吃不饱还谈什么个性。

制片主任说，这不仅仅是吃饱吃不饱的问题，你注意到街边的那些老人了吗？他们坐在一起为什么没话说？

牛车说，不知道。

制片主任说，生活的单调让他们无话可说，房子是一样的，家具是一样的，家电是一样的，连衣服也是一样的，这就是说你家跟我家、我家跟他家都是一样的。大家想的再是一样的，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谈资？你觉得你自己能跟自己聊天吗？

牛车怒道，你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需要的是精神，我需要的是物质，天下需要物质的人多了，你懂吗？

制片主任气恼地的说，你就是个干啥啥不行、吃嘛嘛不剩、天生没出息的主儿。说完，丢下筷子说声不吃了。走了。

牛车说，我還得吃呀，还得多吃，明天离开南街村还哪儿吃去呀！

那晚，牛车喝醉了，他顶着星星，站在南街村的中央，对着毛主席的巨幅雕像唱道：“南街村的天儿是明朗的天儿，南街村的人民好喜欢儿——”

大家见牛车长时间不回，就出去拉他，可怎么拉，他也不回房间睡觉。后来我去了，我对牛车说，你抬头看看，现在是黑天，你唱错了，等天亮了再唱“明朗的天”就对了。牛车听了，说，对呀，天亮了再唱。然后就顺从地跟我回来，睡了。

那一夜我失眠了，翻来覆去没睡好。

快乐达斡尔

夏季的东北，让人感受到的就是一个字——爽！

当你跨出山海关，特别是走进黑龙江，甭管是烈日炎炎，还是骄阳似火，只要你找到个树荫，往树荫下一站，就跟走进了装有空调的房间里一样，刷的一下，就凉快了！

这是2001年的一个炎炎夏日，我们栏目组乘坐两辆捷达行走在黑龙江省龙江县的大地上。盡管这里白天的最高气温始终保持在零上三十多度，可司机师傅并不开空调，而是摇下车门的玻璃，让行走时搅乱的气流冲进来。然后，他在CT机里插进一张光盘，苏小明的《军港之夜》就让车内所有人都感到无比凉爽和惬意。

司机师傅姓康，很健谈。

从我们一到龙江县，康师傅就喋喋不休地跟我们唠叨车改的事。他说，这改革改的，政府机关要取消公车了，领导干部按级别发给车补，机关里的公车都得处理掉。没有车了不可能白养司机吧？看来我只有一条道儿，回家待着了。唉，快愁死了！

我问，回家没工资吗？

康师傅说，工资倒是给开，可只开基本工资啊，其他的啥也没有了。

我问，基本工资不够生活吗？

康师傅说，生活费倒是够用了。可是还得为孩子考虑呀！再过几年，儿子就大了，怎么也得给儿子找个工作吧？这得花钱。将来还得给儿子娶媳妇吧？娶媳妇没房子能行吗？再往后还得抱孙子呢，孙子还得上幼儿园上学呢！哪儿都得花钱啊！都快愁死了。

车子在被烈日晒软了的柏油路上行进，车轮胎碾过路面时，与路面上被晒化的沥青粘连得发出了“嘶嘶”声。

此行我们的目的地是龙江县华民乡的莫呼屯，那是居住着嫩江流域最早的居民达斡尔人。

达斡尔人是契丹人的后裔。金灭辽时，契丹皇室的一支为了躲避追杀，逃到了黑龙江与精奇里江之间，与当地的土著室韦结为一部，繁衍出的后代就是现在的达斡尔人。原本，达斡尔人、鄂温克人、鄂伦春人是一同安安静静地在那里生活的，只因为沙皇俄国不断犯我边境，抢夺牛羊，达斡尔人苦不堪言。（鄂伦春人和鄂温克人没有固定居所，他们根据狩猎的需要，随处住在用兽皮或桦树皮临时搭建的“撮罗子”里，因此不受干扰。）朝廷为了减少边境磨擦，决定将达斡尔人迁徙到水草肥美的嫩江流域，从莫里达瓦到莫呼，按原来在精奇里江的顺序，沿嫩江扎下六十四个“哈拉”定居下来。他们捕鱼、狩猎、放牧，后来又学会了农耕。因此，达斡尔人就成了这里最早的居民。

这本该是遍地青纱帐的时节，可一路上看到的庄稼们都是蔫头耷脑，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康师傅说，连续旱了几年了，今年又是大旱，龙江县基本绝产了，农民们要是能收回点饲料就算不错。我估计你们的“库木乐”节不一定能拍好，庄稼都旱成这样了，这一年吃啥、喝啥？达斡尔族农民能有心情跟你们拍电视玩？愁都快愁死了！

听康师傅这么一说，大家的心都提了起来，是呀，天大旱，庄稼绝收，农民们心情肯定不好，心情不好不来参加这个活动谁也没辙。就算是领导出面做工作，大家给面子都出来了，没有好的心情又怎么能表现出喜庆的样子呢？如果真的是这样，大家期望值极高的达斡尔族“库木乐”节的片子就要泡汤。一想到这，栏目组的人心情也跟康师傅一样，都快愁死了。

我看出了大家的心思，就给大家鼓劲儿，说，放心吧！达斡尔族是个快乐的民族，他们绝不会因为庄稼绝收而影响情绪的。我说这话不仅仅是给大家鼓劲儿打气，是真真切切有过体会的。

我的家乡就在嫩江边的富拉尔基区，那里也有几个达斡尔族村屯，那里也有我的好朋友。我非常喜欢跟达斡尔人交朋友，他们简单、真诚、实在，做什么事都是直来直去，与之往来一点都不累。

记得二十年前，我跟一个朋友去罕伯岱（罕伯岱是达族屯）的库勒河打鱼，干了一天也没打到鱼，天黑了还没吃上饭，那位朋友说，上罕伯岱找顿饭吃吧。

我们走进了一家院子。这家的主人叫郭布勒·留声。听说我们一天没吃饭了，他就让媳妇去供销社买酒，买菜。尽管我们素不相识，可那晚，我们喝得非常尽兴。郭布勒·留声和他媳妇边喝边唱，歌声又引来了很多达族邻居，他们开始是边喝边唱，后来就是边喝边唱边跳舞了。我一生都没这么快乐过，大家高兴得全喝醉了。第二天醒来，郭布勒·留声又让他媳妇再去买酒买菜，他媳妇说没钱了，家里所有的钱昨晚全花了。郭布勒·留声就说，那就去借两碗米煮点粥吧。

我们被郭布勒·留声夫妻感动了。我没想到，达斡尔人在日子过得这么艰难的情况下，依然快乐着。

喝过粥，我们放下五十块钱准备走了。郭布勒·留声死活不收，他说，兄弟，谁能背着锅台出门啊？能进我这个院子，就是瞧得起我。今后咱们就是朋友了，以后路过这儿就到家吧！

达斡尔族真是好兄弟呀！从此我对达斡尔族有了一种刻骨铭心的爱。因此才有了这次拍摄达斡尔族“库木乐”节的方案。

“库木乐”是达斡尔语的音译，翻译过来就是柳蒿芽的意思。相传，远古的时候，齐齐哈尔达斡尔人的祖先们得了一种怪病，怎么治也治不好，他们躺在家里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就爬到了嫩江边的草甸子上去找吃的。那是个春天，正是柳蒿发芽的季节，他们饿了就吃柳蒿芽，渴了就舔露水，没想到，吃了柳蒿芽之后，这些人的身体奇迹般地好了起来。为了感谢救命的柳蒿芽，他们每年春天，在柳蒿发芽的季节，就在嫩江边的草甸子上搭起锅灶，隆重举办“库木乐”节。在这个传统节日上，达斡尔人要杀猪、宰羊，用嫩江里的鲶鱼或猪肠子炖柳蒿芽，边吃、边喝、边唱、边跳舞、边游戏。游戏有赛马、摔跤、射箭、打“掏力棒”，晚上还要点起篝火跳“罕摆舞”，通宵达旦。

按说这本该是春天里的节日，在这个烈日炎炎的盛夏举办“库木乐”节就是有点造假的嫌疑了。可我们为了能够记录下这最有代表意义的齐齐哈尔达斡尔族民间习俗，将在嫩江边上的达斡尔族居住地莫呼屯演一次这个民俗节日。尽管季节不对，但在电视里只要满眼绿色，谁会知道是春天还是夏天呢！

快愁死了的康师傅一路感叹着把车开到了莫呼屯。

这时的莫呼屯在太阳的炙烤下就像睡着了一样躺在嫩江边上，没有一点点生息。村外的农田里，举目望去，只有鸟在飞，无人劳作。康师傅看了我一眼，然后“嘿嘿”地笑了两声，似乎对他自己的判断非常满意。栏目组的人再次把心提起来，编导把嘴凑到我耳边悄悄地说，实在不行跟他们县里的领导说说，花钱雇人吧！

两辆捷达稳稳地停在了村委会大门口。可能是看到了我们的捷达车，乡政府和村委会的一干人等出来迎接。

寒暄过后，村长问我，几点开始？我好安排人去通知。

现通知？我的心里突然感到有点凉。栏目组的其他同事也用担忧的目光看着我。

我故作镇静，大着声音问，“库木乐”节需要的东西准备了吗？

准备了，准备了，都在仓库里，一样也不差。村长说。

我看看表，才下午一点半。我说，你通知一下村民，咱们四点钟开始，现在光太强了，拍出来吡光，不好看。再说如果现在开始，等到晚上点篝火的时候大家就会感到疲劳，没激情了。我转身对栏目组的同事们说，趁这个时间，你们配合村委会把现场布置一下。

草甸子上赛马的起点和终点都插上了彩旗，射箭的两个靶子也固定在了土崖子下边，江边沙滩上点篝火用的柴草和木柈子堆得跟小山似的，炖肉、炖鱼、炖柳蒿芽的锅台上也坐上了大铁锅，就等待一声令下开始了。

时间逼近四点。村里没有一点动静。大家默默地等待着，谁也不说话。我不时地站起来向村口看几眼，那里鸦雀无声。这时，我的心里开始打鼓，对自己的判断开始动摇，心里也有点没底了，康师傅说得不无道理呀！粮食绝收了，谁还能有这个心情呢？

我悄悄地凑近司机旁边悄声地问，如果村民们不来，给他们钱他们会来吗？康师傅说，当然能来了！给钱谁不来呀？正说着，让所有人惊讶的场面出现了，莫呼屯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穿着节日的盛装，跟过年一样，走出村子，欢天喜地涌向了嫩江边的大草甸子。事先搭好的几口大锅里分别炖上了猪肉、羊肉、鲶鱼和柳蒿芽;大桶大桶的白酒散发出诱人的香气;参加赛马、摔跤、射箭、打“掏力棒”各项比赛的人都跟赢房子赢地似的，争得面红耳赤，按规则说话，绝不能有半点儿含糊。栏目组所有人都亢奋起来，工作井然有序地进行。这时我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录制非常顺利，各项比赛刚录完，太阳就落下去了，天色渐暗，这是录篝火镜头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