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扭住龙头：工业立县是关键

俗话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事关粮食安全和国家安全。农业如果出了问题，就是中国人的饭碗出了问题，那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国家大事。而工业，则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摆脱贫困、走向富足的必由之路。没有强大的工业和实业的支撑，即便是一个县域的经济也难以做大做强，难以令百姓收入呈现几何级的快速增长。而商业，则是搞活市场的必需环节与途径。因此，一种良好的经济生态必然是农业稳定、工业强盛、商业繁荣。

古今中外的发展实践，无不证明了这一点。譬如，研究者提出的中国区域发展的几种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晋江模式等。苏南模式被认为是以乡镇、村集体工业企业为主体的内发型经济发展模式;温州模式的特点是农村家庭工业，以生产小商品为主，靠一大批能工巧匠和贸易能手开辟致富门路;珠江模式则依托外联内接优势，引进外资，将港澳及海外一些工业转移嫁接，推动自身发展;晋江模式则是借重民间资本推动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从这些可资借鉴的发展模式中都可以看出，要实现富裕，不可能离开工业不依托工业作支撑。

2003年浙江省委提出的“八八战略”，头三条都是关于发展繁荣经济的根本举措。包括：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大力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区位优势，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交流与合作，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块状特色产业优势，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位于浙江省西北部、南太湖地区的长兴县历史上是个农业大县。但是，农业经济产值增长的空间相对有限。1992年解放思想大讨论以后，长兴县注重工业立县，强调加快工业化，使县域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农业大县逐渐变为工业大县，工业一跃成为全县经济的顶梁柱，工业产值逐渐占到全县地区生产总值90%乃至95%以上的份额。

蓄电池产业的发展历程是长兴县工业化的一个缩影。长兴因为有长广煤矿，为了给煤矿开采配套生产矿灯用蓄电池，长兴县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些国营的或乡镇、村办小厂。这是长兴县蓄电池产业的起步阶段。

2000年起，随着电动自行车产业的崛起，长兴蓄电池生产企业开始迅速增加。几年时间，蓄电池便发展壮大为长兴县的一个支柱产业。长兴县因此而被誉为“中国蓄电池之乡”。

张天任和天能创造的奇迹

天能集團是中国新能源动力电池行业的龙头企业，创始于1986年。经过30多年的发展，现已成为以电动车环保动力电池制造为主，集新能源汽车锂电池、汽车起动启停电池、风能太阳能储能电池的研发、生产、销售，以及废旧电池回收和循环利用、城市智能微电网建设、绿色智造产业园建设等为一体的大型实业集团。2007年，天能动力以“中国动力电池第一股”在香港主板成功上市。集团现拥有47家国内子公司，4家境外公司，拥有浙、苏、皖、豫、黔五省十大生产基地，总资产超150亿元。集团综合实力位居全球新能源企业500强、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和中国电池工业十强的行业榜首。

天能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天任，于1988年凭着借来的钱，承包了一个濒临倒闭的工厂。在他的带领下，经过30多年的努力，这家村办小厂如今已经成长为年销售额超千亿元的中国新能源动力电池的领军企业。

然而，在这些辉煌成就取得的背后，天能和张天任都曾经走过长长的一段艰难求生、曲折发展的过程。

吃肉圆曾是张天任年轻时的最大梦想。那是在20世经70年代中期，张天任正在煤山中学读高中。当时学校食堂的肉圆一颗卖2毛钱。而张天任和绝大多数农家子弟的同学一样，每天家里给的菜金只有几分钱。1分钱够买五根萝卜干。因此，绝大多数同学都是就着脆甜爽口的萝卜干吃下每一顿饭的。

张天任的父亲有胃病，身体比较瘦弱，家境相当困难。但是这位倔强的父亲坚持要儿子好好读书。那时，煤山中学每年都会对家庭特别困难的学生进行学费减免。多的可以减免3元，少的也可减1元。这对于几乎没有什么现金收入的农民家庭而言，简直就是一笔巨款。张天任得知这一消息后，连夜赶回十几里外的老家楼下村，到村里开了一张贫困证明。第二天一早又冒着严寒赶回了学校。但是，同学中比他还困难的实在是太多了，最终他一分钱的学费减免也没得到。

为了圆自己吃肉圆的梦想，张天任想出了一个办法。原先一顿饭吃五根萝卜干，现在他改为一顿只吃一根萝卜干，1分钱买的五根萝卜干就可以吃上五顿。这样坚持了七八天，张天任就省出了2毛钱。于是，他终于吃上了梦寐以求的大肉圆。

参加工作后，张天任的梦想是希望有一套房、一辆车和一点积蓄。等到他的事业越做越大，不仅有了房有了车，还有了数十亿的身家之后，张天任越来越明白，拥有再多的钱，也只能享用一张床、一间房、一辆车，更多的钱，最终都将回归社会。

“以前企业是我，我是企业，现在不是。天能是一家国际化的大企业，它必须为全体股东、为全体员工、为社会、为国家考虑，这就是责任感。”张天任这样说。

张天任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回忆说，长兴县对行业产业非常重视，决策果断。长兴的铅酸蓄电池起步并不早，当年因为有长广煤矿，为了给煤矿生产矿灯，上海有一家矿灯厂搬迁到了煤山镇张天任的老家楼下村，因为这个地方离矿灯用户长广煤矿最近，企业用了村里的土地，在村里招收临时工干活主要是搬运仓库货物。由此，张天任和矿灯厂结下了友谊和感情。

在高考落第、参军失败、代课教师也没门的情势下，1978年，张天任进了一家乡办企业打工，开始的工作是挑水，因为他精明能干，后来被安排当供销员，到处跑去推销产品。

改革开放后，村里办起了废金属加工厂，用工并不多。那时企业面临转型，要提高产能，帮助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之找出路找活干，特别是在1985年和1986年，农村劳动力剩余较多，于是村里就集资办起了一家矿灯厂，请了一位退休的老厂长和几个技术员。老厂长自己投了1万元资金进去，后来因为身体不好又撤了出来。村里就靠自身苦苦经营，这是一个“三无”厂子：无资金，无技术，无市场。就这样勉强维持了一年多，实在维持不下去了。村办矿灯厂没有搞活，1988年初就停产了，濒临倒闭，资不抵债，只有几间小房子，还欠着信用社和员工的投资款两三万元。万般无奈，村里准备搞租赁承包，要求是先交租赁费，而且未来几年还要安置好员工，并把合作社的欠债盘活。

那时张天任正在另一家厂里负责财务，搞营销，路子很活络。但是他自己拿不出钱，连100元都拿不出来。然而他经过一年的观察，认为蓄电池产品和能源有关，市场非常大，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厂子没搞好主要是因为缺管理缺技术缺市场，如果把这三者搞好了，前景一定很好。

于是，他决心拿出1.8万元来赌这件事，心里想的是志在必得。村里定下来晚上七点钟要开承包会，为了筹够1.8万元，张天任四处找亲友借钱，一直借到了当天晚上6点半，因为有一个朋友本来答应要借他3000元，因此他一直等到六点，结果那个朋友却跑掉了没来。

1988年11月18日晚上，楼下村村民和村干部以及打算承包者，围着一堆大柴火，讨论承包的事情。张天任事先了解到，前一任矿灯厂厂长明确说过，如果承包费超过1万元，他就不承包了，因此，张天任把钱分成了两部分，一只口袋里装了1万元，另一只口袋里装了8000元。

承包会开始后，第一个人喊出了1万元，张天任就跟着喊1.2万元，结果就再也没有人往上抬了。就这样，张天任以1.2万元拿下了这个矿灯厂的承包权，当晚就和村里签订了协议。

因为停工了近一年，工厂院子里都长满了草。张天任要救活这家濒临倒闭的厂，靠的是体制机制的创新。他认为这是一项与能源有关的产业，它的大市场应该在上海，在浦东，因此他经常跑到上海的各个街道、乡镇和部队去推销蓄电池，同时也要从上海引进技术。

苍天不负苦心人。张天任他们好容易找到了市场，有了订单，工厂又开工了！

看到工厂的烟囱冒烟了，政府部门就很高兴。银行开始有一两万元的汇票进来了，生产慢慢也就盘活了。银行看到工厂经营起来，有钱进来，也愿意借钱给张天任了。

可刚开始时却不是这样的。张天任当时交完1.2万元的承包费，口袋中还剩下6000元，他拿这笔钱去补交了电费和税费。因为欠费，厂里的电早已被停了。

张天任找到信用社主任家，跟他好讲歹讲，最终，信用社主任答应看他个人的面子，借给他5000元。这就是工厂全部的流动资金。

1989年6月，因为工业不景气，电力也不紧张了，应急电源蓄电池就没有了市场。这时，张天任就考虑要转型做别的产品。1990年摩托车特别流行，摩托车电池中要用到极板，张天任的蓄电池厂就和大型摩托车企业配套，专门做这个小小的产品，因此生意很好，一直持续到了1996、1997年。

这时，因为摩托车噪音大、尾气污染严重，加上安全事故频发，各地纷纷出台了禁摩政策，限制或禁止摩托车的上路和使用。张天任认为摩托车产业可能已经到顶点了，国家鼓励车、船要以电代油，倡导的是生态、节能，这是产业发展的政策导向。

偶然间，张天任听说日本有一种电动车，但他还没有见过。于是他托人到日本，买了一件样品，并对这个样品进行了拆解。他开始重新酝酿，制定新的产品发展规划。当时的电动车很少，用的是日本松下电池，采用储能的备用电源电池，而非动力电池，成本高，寿命短。

1998年，张天任开始试制新电动车电池。他专门去征求客户的意见，知道当时电动车用的是直流电电池，充一次电只能跑20公里，而且寿命只有三个月。张天任看到了商机，他的市场嗅觉发挥了作用，多年的营销经验使他具备了市场的前瞻性，看到节能环保电池的远大前途和广阔市场。而且，他也看到了电动交通工具的痛点在于电池不过关，电池企业亟待转型升级，技术要突破。于是，他开始四处延请人才，并和大单位合作搞研发。

张天任的这个举动在同行们看来是十分冒险的，甚至是草率和鲁莽的，大家都替他捏着一把汗。好在厂里的员工都支持他。

半年多时间过去了，除了一堆密密麻麻写满了数据的设计图纸，新电池连个影子都没有。张天任有点急了！这可是投进去了全厂几年的生产利润啊！要是研发失败，工厂关门，这么多职工怎么给他们交代？

尽管大伙儿心里都没多少底，但是大家还是不断地相互打气：“快了，快了，新电池很快就能造出来了！”

果不其然，到了年底，由天能公司研制的新一代全封閉阀控式免维护电动车专用蓄电池研制成功！

这着实令公司上下欢呼雀跃了好一阵子。然而，当天能销售员带上这些新研发出来的蓄电池，兴冲冲地跑到一家又一家电动车厂去推销时，人家却不屑一顾：什么牌子？什么厂家？从未听说过。

天无绝人之路。正当天能人一筹莫展之际，一个机遇从天而降。

那时，桂林要举办一次全国电动车比赛，需要选用比赛专用电池。张天任得知消息，跑到上海找到上海自行车协会，恳切地向他们作自我推荐，希望自行车协会采用他的电池。

上海自行车协会领导看到张天任态度非常诚恳，答应到长兴张天任的厂子来看一看。结果一看，他的技术、品牌、装备都不理想。

张天任又连夜赶到上海，第二天一早找到了自行车协会会长，向他表态：“别看我的装备不如人，但我的蓄电池产品确实是好东西，质量可以超过别人。”

自行车协会会长将信将疑，派了上海蓄电池厂的检测专家，专门到张天任的厂里来监督生产。同时，他又在桂林市找了第二个电池厂家，以防万一张天任的电池不能用，他可以有一家备用的电池厂家。

好不容易争取来这样一个宝贵机会，张天任他们非常努力，自己跑企业，参与技术改造，琢磨着怎么样才能把蓄电池做得更好。

后来，他们研发出的蓄电池充一次电就能跑70公里。

但是，电动车厂的专家认为张天任的电池不可靠，他们找到张天任，指责他破坏了行规，以牺牲电池寿命的方法来满足电池的容量，估计他的电池跑不到两个月。

张天任不以为然。

比赛开始了。安装张天任电池的电动车，持续跑了70公里。

其他电动车公司的参赛者都无法置信，质问道：“你的车怎么能跑70公里？”

张天任回答：“请放心！我们找到了电池容量和寿命之间最佳的结合点，把所有的泡沫都放空了。”

比赛规定一个单位有两部车参赛，张天任当场表示，自己的这两组电池不收回，一组放在实验室，另外一组让它继续在路上跑。

比赛是11月底举行的，到了次年，即2000年6月，张天任的这组电池充一次电还能跑四五十公里。比赛组委会也被感动了，他们说要把电池还给张天任。

于是，订单就来了，许多电动车生产厂家纷纷来找张天任，要订制生产这种电动车蓄电池。

然而，刚开始时张天任也不敢大搞，对于电动车蓄电池能否搞大，他心里还没有底，因为有些地方禁止电动车上路，2004年之前的道路交通法规规定，非机动车和二轮车不能加装动力装置。

张天任一边转型一边观望。

2004年，新的道路交通法规出台，将电动车归入了非机动车。于是，电动车行业包括蓄电池行业开始产业大爆发。长兴县以前做矿灯、汽车节片的厂家，大都半死不活的，2000年以后感觉市场很好，一下子冒出了175家有许可证的蓄电池生产厂家，加上没有证的200多家，蓄电池生产市场一派乱象。到了2004年，因为有钱赚，毛利能达80%，净利能达45%，于是就出现了无序竞争。原先搞建材水泥的、搞机械的、搞纺织的等其他行业的企业，也都纷纷涉足电池产业。但是，这些企业大都是低、小、散企业。个体业主泛滥，对环境影响很不好。

2003年年底，长兴县委召开了“宁可放慢发展速度，也要为子孙留下碧水蓝天”的“不发展会议”。2004年，长兴县蓄电池行业被确定为全省“重点污染监管区”。

在此前后，长兴县开始对蓄电池行业进行了大力整治，关掉了一大批低小散企业，175家蓄电池企业压缩到了50多家。

“8·20事件”和天能的重生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上，长兴县爆发了由“血铅”引发的“8·20事件”。

上狮村是长兴县林城镇玫瑰花种植基地。玫瑰不仅带来了芬芳，也带来了财富。玫瑰可以制成食用色素，也可制作花茶。那几年，玫瑰花行情不错，2002年玫瑰干花的价格每公斤150元，收成好，村里很多人都种了玫瑰花。

然而，因为土地被污染，玫瑰花含铅超标，2003年开始，当地生产的玫瑰干花每公斤只能卖到70元，2004年更是降到了每公斤20元。

受到铅污染的不仅仅是玫瑰花。上狮村生产的大米、茶叶、桃子、青梅等农产品，也被相关部门认定铅含量超标。桃子刚刚上市，村民挑到长兴县农贸市场，才进市场，就吃了闭门羹：不欢迎上狮村的农产品。

不仅收入大大减少，一些村民的身体也开始受到铅的伤害。

石女士早就发现孩子小强的行为异常：每天晚上8点睡觉，到次日凌晨3点就醒了，这样的情况持续了近一年。不仅如此，孩子还经常出现肚子痛的情况。2004年1月，石女士带孩子到长兴县妇幼保健院检查。医生的诊断结果为血铅含量84μg/L。

儿童血铅水平低于50μg/L为正常;超过50μg/L低于100μg/L为超标，影响儿童智商;超过100μg/L则诊断为铅中毒。医生认为，造成孩子血铅水平超标的原因，可能是孩子家旁边的蓄电池生产企业。

2004年5月初，大云寺村村民徐某得到幼儿园老师的反映，其6岁的儿子经常喊肚子疼，且食欲不振，学习能力下降。老师认为，孩子的症状类似于铅中毒，建议徐某带儿子前往县城检查。

随后的化验结果表明，儿子的血铅含量达到了136μg/L，认定为铅中毒。这让徐某大吃一惊。同村三位有相同症状的儿童也前往检查，均查出不同程度的铅中毒问题。

5月下旬，大云寺村村民纷纷将自家小孩带至县城进行检查，最终，该村40多名儿童中有30人被认定为铅中毒，占比达到惊人的75%左右。

周边的上狮村、太傅村村民也纷纷为孩子检查血铅指标，均查出不同程度的铅中毒情况。其中，上狮村24名儿童中有22人发现铅中毒，中毒比例达到了更为惊人的91.67%。

随后，镇政府组织大云寺村周边500米距离内的村庄儿童前往湖州市妇幼保健院、浙江省儿童医院等进行血铅检查。结果，800余名受检儿童中有500余人确诊铅中毒。一时间舆论哗然。

大范围的铅中毒引发了村民们的普遍恐慌，距离村庄几百米远的天力蓄电池公司随即成为众矢之的。村民和当地医务工作者均认为，正是由于天力公司的含铅废水直接排放进饮用水来源河道，才导致了孩子们的大规模铅中毒，天力公司必须给出合理的解释和赔偿。

天力公司原来是林城镇一家小型蓄电池生产厂，2003年由天能电池有限公司收购后成立，厂房占地约100亩，拥有约300名工人。

当初看着这个工厂建起来，大家都觉得挺高兴，一来可以解决村里的劳动力问题，二来也可以给政府增加税收。但是，工厂生产之日，就是污染释放之时。天力电池公司在带给当地税收的同时，也把附近村庄给污染了。

事实上，天力公司的违规排污早在事件发生前就已被披露。2003年11月6日，长兴县环保局接到群众关于天力公司违法排污的投诉，经查实后责令该公司立即停产，并处罚款48000元。但由于其上属的天能公司正筹备上市，此决定直至儿童铅中毒事件发生时仍未执行。2004年3月，长兴县环保局在天力公司附近水域进行检测发现，地表水pH值、铅含量均超国家标准，其中铅含量超标13倍。4月12日，长兴环保局发布《关于长兴天力公司污染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天力公司在试生产初期环保治理设施不到位，“废水未经处理直排”进入北河。北河紧挨长兴县重要水道泗安塘，距离国家重点水源保护区太湖仅20余公里，水域重金属污染后果不堪设想。

面对严峻的现实，县政府有关领导做出承诺：将为铅中毒儿童免费提供排铅治疗，并要求天力公司停产，妥善处理善后事宜。

6月下旬，天力公司被勒令停产整顿。林城镇原计划兴建的“蓄电池工业园”项目也被迫中斷。

林城镇儿童铅中毒事件余温未散，煤山镇又发现了儿童铅中毒，这让事件急剧升温。

2005年4月初，煤山镇天能公司附近的新安村大安自然村个别儿童因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发现血铅超标。由此，周边涧下、邱坞等村庄居民纷纷带孩子前往县城甚至省城进行血铅检查，多名儿童被确诊为铅中毒。

作为煤山镇众多蓄电池公司中规模最大的一家，天能电池有限公司旋即成为“千夫所指”，被认为是儿童铅中毒的罪魁祸首。

6月27日，煤山镇涧下村、新安村大安自然村部分村民前往镇政府上访。另有100余名村民聚集在天能公司门口，用石块将大门堵死，并切断公司的自来水水源。该公司的生产和外地职工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冲突发生后，长兴县领导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和镇村干部与群众进行现场沟通，并与上访群众进行对话，对有关问题给予明确答复。同时，有关部门责令天能公司立即对环保问题进行整改。

3天后，村民陆续散去，障碍物被拆除，矛盾暂时得到缓解。

7月13日，煤山镇政府将涧下村6月16日抽血化验的137名儿童的化验结果如实下发。因化验结果超标儿童较多，部分群众情绪激动，于7月14-16日连续三天到镇政府上访，要求立即关停天能公司极板车间。

为此，长兴县委于21日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要求继续整治全县铅酸蓄电池产业污染问题，对血铅超标儿童的治疗负责到底，依法依规处理好天能电池公司环保纠纷问题，其铅冶炼生产项目必须关闭，要求有关部门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赔偿问题，并邀请环科院专家进行区域环境检测。

在县委县政府有关领导、村镇干部与村民进行数次对话后，事态暂时平息。

7月28日上午，30余名涧下村村民再次以儿童血铅超标为由，聚集到煤山镇政府，要求政府安排儿童脱离受污染环境16年并给予经济赔偿、向涧下村村民代表发放天能公司污染监督员证件并确定工资待遇、关闭极板生产车间等。煤山镇党委、政府随即展开对话协商，但未能达成共识。

7月29日上午，涧下村部分村民继续到煤山镇政府上访。另有20多位情绪激动的村民直接前往天能公司，强行对其水塔和水管进行破坏。由于天能公司周边已部署警力，村民拆除水塔的行为被及时制止，但水管仍遭破坏。

7月30日上午，县领导在煤山镇召开座谈会，表明县委县政府整治铅酸蓄电池的决心，并对村民提出的要求作了答复。

通过对话，大部分村民代表对政府的处理意见，尤其是对血铅超标儿童的治疗态度和方案表示满意，并对天能公司极板车间无法立即搬迁表示理解，但要求尽可能缩短搬迁周期。

“血铅事件”的发生表明，在工业化过程中，涉及的主体不仅仅是劳动者（工人）和资本（企业家），还包括社区居民、生态环境等利益攸关者。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协调人，需要统筹各方面的利益，解决各方无法协调的矛盾，提供一个有序、稳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在这方面，地方政府的角色不可替代。

“血铅事件”发生后，对所涉及的天能公司，長兴县地方政府并没有采取一刀切“泼脏水”的做法，而是辩证地看待天能公司对长兴工业经济发展以及居民增收所发挥的作用，采取“泼掉脏水留下孩子”的做法，动用政府力所能及的资源，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引导企业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在关停引起环境污染祸端的极板制造车间的问题上，县政府通过调研发现，如果立即关停该企业的极板生产线，将会带来一系列不良的连锁效应，因为天能的技术和品牌的核心价值集中在极板制造上，如果没有极板生产，整个蓄电池组装就会停产，天能就无法恢复生产。虽然存在委托生产的可能性，但由于质量技术和货源供应的不确定性，该企业实际上无力承担这么大的风险。近些年来，天能的技改投入比较大，在“血铅事件”发生时该企业累计向9家银行贷款2.2亿元，“血铅事件”后，已有5家银行来人来函询问表示关切。如果立即关闭极板生产线，天能将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一旦银行抽资，企业正常运作所依赖的资金链将难以为继，直接的后果是天能公司破产。而当时的天能已有职工2500名，其中从事极板生产的外来员工近1000名，残疾员工190名，一旦极板生产线关闭，这些员工就会马上失业。天能公司还有从事经营的供销员260名，应收货款总计1.02亿元，如果天能倒闭，有可能因此而引发更大的群体性事件。

综合权衡了以上因素，长兴县委县政府决定，在居民和企业之间积极协调。最终达成共识：群众的补偿标准在原来的基础上下浮2/3，天能的极板车间保留4个月。

孰料，8月14日上午6时许，涧下村30余名村民再次以要求解决环保纠纷为由在天能公司门口闹事。县天能公司环保纠纷处置工作组和煤山镇党委政府有关领导及时到现场做工作，但收效甚微。

8月20日上午，各工作小组继续下村入户做思想工作。成立谈判小组与村民代表的谈判有序进行，基本达成了极板生产车间13个月内搬迁的意向，并准备在下午进行签约。

然而，就在当天中午，三个村的村民代表以天能公司擅自清除障碍物为由，要求终止谈判。指挥部获悉后，立即派出现场指挥组和镇及有关村100多名干部赶赴现场，开展疏导劝阻工作。

原本就情绪激动的群众同时受到了部分人的煽动，现场局势逐渐失控，双方开始互相扭打，投掷石块。冲突现场聚集村民四五百人，围观群众达到数千人。在后续数小时内，长兴县所有特警、防暴警察，周边德清、安吉、安徽广德、江苏宜兴等县市及湖州市区的大量警力均被紧急调配至现场维持秩序，防范事态升级。

当晚，警方对现场进行打砸抢烧活动的部分村民进行了控制，县、镇、村各级干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8·20事件”基本得到妥善处置。

两起铅中毒事件虽然得到了平息，但是，这两起事件也彻底引爆了社会各界对于长兴污染状况的忧虑。县委县政府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环境污染及其治理问题远未结束。而处于发展上升期的天能公司更是遭受了严峻的挫折和考验。是凤凰涅槃还是就此一蹶不振，成为摆在天能面前的严酷选择。

历史竟然是如此巧合。几乎就在长兴“8·20事件”爆发的同时，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视察长兴相邻县安吉县余村，正式提出了“两山理论”。

在听到余村干部关停矿山水泥厂的汇报后，习近平说：“生态资源是这里最宝贵的资源，应该说你们安吉做得很好，能感受到，你们今后要真正扎扎实实走一条‘生态立县’的道路。既然要‘生态立县’，总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而不是什么都要。

“一定不要再去想走老路，还是迷恋过去那种发展模式。所以刚才你们讲到下决心停掉一些矿山，这个就是高明之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过去讲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其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9天后的8月24日，习近平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一文，指出：“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通俗地讲，就是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我省‘七山一水两分田’，许多地方‘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拥有良好的生态优势。如果能够把这些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可带来金山银山，但金山银山却买不到绿水青山。”

习近平的这些话振聋发聩，给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感到迷茫困惑的长兴县委和天能公司以极大的启发与警醒。

在长兴发生“8·20事件”之前，浙江东阳、新昌等地也接连发生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为此，习近平专门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深入分析问题根源，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坚定全省沿着生态文明之路走下去的信心。

2006年3月24日，在生态省建设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要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重点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要完善法制，依靠法律法规来规范、引导、保障和促进生态省建设。“当务之急是要严格执法，切实做好现有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习近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学法、知法、懂法，努力做遵守法律法规的模范，杜绝地方保护主义，支持和督促有关部门依法行政。环保等职能部门要敢于执法，善于执法，守土有责，坚决查处各种环境违法行为和生态破坏现象，对环境违法行为要做到抬头一起、狠刹一起，发现一件、严打一片，抓住典型，教育一片，常抓不懈，取信于民。

2006年10月17日，习近平专程来到新昌县调研，考察了新昌日发集团、京新药业公司等。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当地干部和企业家：“单纯的GDP增长，或者说经济社会不协调的发展是不科学的发展。因为生态环境很重要，经济社会的发展如果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这种发展就是得不偿失、难以为继的，同时也会引起人民群众很大的意见和强烈的反响。”

他特别强调：“做好环境保护工作是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职责……这个纠纷事件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增长不是发展，发展不是无节制的，发展应该是与人协调、与环境和谐的发展。过去，我们环保意识不太强，大家对环境保护工作也不太重视，人们对环境的要求也不太强烈。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环保的理性思考和感性认识都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对环保工作仍然不闻不问，甚至对环境污染行为不加控制和制止，人民群众就会以不同形式来要求我们去整治。”

遵照习近平的明确指示和浙江省委“八八战略”的要求，长兴县将县域经济的发展目标从单个经济指标转变为一个综合的“生态立县”战略。相应地在干部考核上，也明确规定生态县建设实行“一票否决”制，把生态环境作为“第一要素”，纳入地区发展的总体布局中。

长兴县政府毫不犹豫地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铅酸蓄电池产业的治理整顿工作，出台了《关于蓄电池行业专项整治的工作方案》，按照“关闭一批、规范一批、提升一批”的思路，把所辖区域划分为三类，即禁止区、限制区和集中整治区。在禁止区内，将全部小企业依法注销，限制区和集中整治区内的企业应限期整治，逾期不达标的企业将被关停。

在严禁的同时，长兴县也出台了鼓励政策。如果企业通过环保治理验收，那么，县政府将给予企业设备投资额4%的奖励。在规定时间内自愿申请停产的、在村中的蓄电池企业，凭营业执照注销手续，县政府将给予1万至5万元的补助。如果转产到其他产业，县政府将在用地、资金保障上给予优先考虑。对改造生产设备、改进生产工艺、提升产品档次的企业，县政府也将给予一定奖励。

在长兴县奖惩并施的政策措施引导下，2005年，长兴县约有2/3的铅酸蓄电池企业自愿关闭。地方政府通过补偿企业退出成本，为转移产业提供土地和资金支持，再加上明晰的三类区域的划分和制度设置，使整个地区的产业转型得以迅速完成。

这一年，长兴县邀请北京大学为蓄电池产业作更为前瞻性和指导性的产业规划，形成了《浙江省长兴县绿色动力能源中心发展战略规划》，确定了“以集中布局促进集约发展、以绿色环保建立竞争优势、以集群配套提升产业环境、以科技创新拓展升级途径、以合作和諧成就共同愿景”六大发展思路。

长兴县利用这种借用智力资本的方式，分别对水泥、蓄电池、纺织和耐火材料等行业制定了七个产业发展规划。这些产业发展规划对长兴县产业升级与集聚、主导产业的培育和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其中，《长兴县蓄电池及新型能源产业集群示范区转型升级实施方案》是委托浙江大学的专家团队研究制定的。

按照长兴县工业转型升级的要求，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张天任对自己的天能蓄电池企业进行了治理整顿，淘汰了公司里低端的加工制造模式，对达不到环保要求的就关掉。同时调动力量开展科技攻关，以达到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的目的。不断进行产业改造升级、产品创新。天能集团的镍氢电池、锂离子电池和储能电池等新能源产品，逐步成为企业新的经济增长点，为长兴蓄电池产业的转型升级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在蓄电池的设计上，长兴县要求去产能，淘汰落后产能，对新建蓄电池项目均要求采取内化成工艺、实现工业废水零排放;追求企业的环保，要求其贯彻生态发展的理念，达到国际领先的制造水平。这首先要求产品的材料要环保。电动车以电代油，节能，无噪音，又比较环保。还有光伏电池、风能电池产品，这些再生资源的储存也是环保的。其次是制造的过程力求环保，也就是制造清洁化，采用环保工艺，用水量节约了90%，剩余的水可以循环再用。其三是产品的使用端也竭尽全力确保环保，产品的使用、运输、加工、回收要无害化，废电池要回收再利用。

“8·20事件”之后的当年，天能公司在环保上的投入超过6000万元，环保项目不仅通过了浙江省的环境测评，而且通过了国际机构按照国际标准进行的评估。天能公司在取得中德合作“有效益的环境成本管理（EOCM）”示范企业的基础上，全面导入“6S”现场管理，着力推行节能减排降耗活动，累计投资2亿多元，加快技术改造和环保整改步伐，在生产车间建立全自动电子监控和烟尘净化循环利用系统，全面实现了清洁生产和对环境的零污染。

同时，天能公司致力建设现代化的花园式工厂，不断加大绿化、美化力度。企业绿化面积不断扩大，绿化系数高达80%。

在做精、做强传统动力电池的基础上，天能公司加快产品转型升级的步伐，率先进军镍氢、锂离子高能电池和太阳能、风能储能新型环保动力能源领域的研发和生产。天能和浙江大学合作攻关，研发出以锂离子动力电池为代表的新型动力能源，并将其确立为企业未来的核心产品。2007年，天能动力以“中国动力电池第一股”在香港主板成功上市。

治理污染的社会压力和血铅事件给长兴县的一些企业家造成了心理创伤。县域经济中的部分优秀企业出现向外地迁移的倾向和趋势。为了尽可能消除血铅事件所带来的负面心理效应，县委主要领导不失时机地利用全县工业经济大会、经济形势分析会，采取电视现场直播的形式，直接和老百姓进行对话，向他们宣传企业和企业家对一个地方发展的重要性，并从北京邀请著名专家，以经济讲座的形式向各级干部讲述如何面对工业化初期企业和社会其他群体的矛盾和冲突。政府还充分调动电台、报社等宣传单位，制作了一系列专题节目，引导社会舆论，努力形成“企业家是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源”的社会共识。

2011年，长兴县蓄电池企业又从50多家减少到了16家，还不及当年繁盛期的1/10，而效益却是当年的10倍以上，产值和销量都是当年的13倍。产业的转型升级，使得天能的产值和利税都达到之前的100倍。

废旧蓄电池尤其是铅酸蓄电池的回收，是控制铅酸污染的重中之重。为此，天能集团组织力量开展技术攻关，于2009年6月在长兴吴山乡投资18亿元，兴建天能集团循环经济产业园，成为全省首家也是唯一一家废旧蓄电池回收企业，至今已成为国家级废铅酸蓄电池循环标准化示范基地。目前，企业已实现了每年30万吨废旧铅酸蓄电池的处理能力，可产出20万吨再生铅、1.8万吨塑料、3万吨硫酸;铅回收率达到99%，废酸废水100%回收利用。回收产物全部用于制造新电池，开创了蓄电池“变废为宝”的新纪元。

如今，天能电池被广泛应用于节能环保领域，包括储能、微电站、航空航天、机器人、智能化装备等。譬如，氢燃料电池，是水和空气的发电装置，是一种环保产品;锂电池、镍氢电池可以应用到飞机和高铁上，这些都是高新技术密集型产品。在我国的制造业领域，低端产能是过剩的，高端产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天能集团始终坚守实业，坚持专业，专注于做好自己的产品。

张天任说，长兴县一向重视工业，每年都大张旗鼓地支持企业发展。长兴这样的三四线城市，处在工业化的中期，必须立足工业，而不能去工业化，要依靠工业强县，因此长兴县每年都要召开工业大会，表彰一批工业企业。政府一年奖励100万元、两三辆汽车，奖励金额并不巨大，但却起到了一种很好的导向作用。长兴县的工业一直在湖州市三县两区中排名第一。

张天任说，企业家必须讲社会责任，不仅是采用节能环保技术让空气质量好，还在于企业一年能给国家上交20亿元利税，可以促进扶贫和就业;同时员工也能得到发展，能够实现自身价值，天能一年的工资支出就达到10亿元，2万员工，还有30多万人的经销商队伍，还有大大小小的配套企业，他们都要依靠天能集团这样一个企业来支撑。中央保护产权和企业家精神，因为实体经济是基础，企业家是保证。

2007年，张天任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他大力呼吁，发展是总开关，国家应该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要增强企业家的信心。

2008年金融危机来袭，他提出，信心比黄金重要。温家宝总理对此给予了肯定。

后来，张天任继续呼吁，民营经济不是路边草，人人都可以踩，政府应该支持实体经济，支持其发展，依靠实体经济创造财富，企业家是财富，是老黄牛，带着责任和担当，帮助解决就业，政府应该褒奖和鼓励他们持续地干下去。

张天任预见到，在发展中国家，中低收入人群占了大多数，普通人短途出门的交通工具，还是要用电动车来代替摩托车和自行车，这种新型交通运输工具，现在全国已有2.5亿辆。几千万辆的摩托车需要替代，而国家的公共交通又跟不上来，因此，节能又环保的电动车是个发展方向。市场将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目前电动车常规产品已日渐饱和，智能化将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电动自行车、三轮车要和智能化结合，具备新型功能。现在，每年有1000万辆电动三轮车投放市场，山区老百姓骑着它上山干活很方便。山里出产毛竹和竹笋，这些产品都不值钱，如果用肩膀扛效率太低，销售款还不抵刀工费，而电动三轮车一次可以装一吨，用它运山货农民就可以增收，而电动三轮车又是一种无污染的运输工具。同时，电动三轮车还可以充当物流车，解决快递最后一公里的难题，电商网购快递要运送到各家各户，就需要电动三轮车。

传统的电动车产业要改造升级，同时要通过创新，培育新动能、新需求，开发新兴的市场领域，主动去创造市场。天能电池保用一年半，一般充电使用5-6年没有问题，最长的可达8到14年。

天能同时积极推动产品走出去、产品研发国际化，现在在美国、韩国、澳大利亚都有自己的研发平台，研发团队中有全球顶尖和国家“千人计划”的专家。未来，天能的工厂也要走出去，走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去。近五年要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清洁化，绿色增长，低碳可循环，实现绿色发展。所有蓄电池可以回收循环利用，在市场上不造成二次污染，其中，铅的回收率可以达到99%，回收的铅可以满足生产中5%的需求，就可以少开采新的铅矿，从而减少采矿和尾礦的污染。这种可循环经济有利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效益的三赢。资源节约利用，环境得到保护，提高了环境的质量，推动了高质量的绿色发展，使资源的利用最大化。市场需要赚钱，新动能与老动能接口，旧电池回收，通过提高电池的技术密集度来提高电池的附加值。利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来推动两化融合，建设智慧天能、数据天能，使经济规模和效益每年提升30%，用工减少，推动回乡农民创业，参与乡村振兴。

长期以来，张天任都主动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张天任时刻牵挂着自己的家乡新川村百姓的生活和发展大计。新川村是2008年兼并了包括张天任原先所属的楼下村等四个村而组成的一个大村。新川村常住人口3602人，全村25岁-50岁之间有70%的人在天能集团工作，如今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车，有的甚至不止一辆，拥有20万元以上车子的有570多人，在天能的普通打工者，年收入都在6万元以上，那些出去跑销售的，很多都是百万、千万富翁了。

被称为村里乡贤的张天任所带来的影响，并不仅仅是在给村民提供就业上。2011年，天能和新川村建立了村企共建模式。从公共设施到环境整治，天能几乎都责无旁贷地帮村里去解决，赞助了3000多万元。修桥铺路、技术帮扶、资金支持、就业支撑，天能用各种方式来拓展村企共建。如今村子里整洁干净、鸟语花香，村民其乐融融。

除此之外，天能对贫困学生、老弱困难家庭的帮扶等，也都印在了村民们的心里。从1997年开始，村里60岁以上老人每年过生日，都会收到天能给的红包。

新川村建有农民公园和老年活动室，所有村中道路硬化、绿化、美化。农民别墅、小洋楼依山而建，比比皆是。家家用上自来水，户户都有卫生间，村民生活水平已经小康化。 村民们说，这一切都不能不归功于乡贤张天任和他领导的天能集团。

走新型工业化之路

习近平对于如何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提出过养好“两只鸟”的生动比喻：凤凰涅槃和腾笼换鸟。他曾斩钉截铁地说：“要痛下决心，以‘腾笼换鸟’的思路和‘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精神，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让‘吃得少、产蛋多、飞得远’的‘俊鸟’引领浙江经济。”在推动工业化和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长兴正是遵循了习近平的这一重要理论。

长兴县工业化进程，首先表现为建材产业的成功升级。长兴以新型建材发展为重点，稳步推进落后产能淘汰，有计划地开展了黏土砖瓦窑关闭工作，全面完成水泥机立窑的淘汰，实施矿山企业和小石粉厂集中整治，引导矿山企业二次创业。多个新型墙材项目建成投产，长三角新型墙材基地已初具雏形。对耐火材料产业实施环境大整治、结构大调整，关闭了未能达标的小耐火材料厂，拆除了未改造的燃煤倒焰窑，改变了燃烧方式，并积极引导企业进行科技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得到明显提高。而如果不进行转型升级，这些企业恐怕连生存的机会都没有。

浙江新明华特种水泥有限公司，是李家巷镇一家以生产白水泥为主的集团型新型建材企业，主要产品有白水泥、装饰水泥以及轻质碳酸钙、石灰石、光催化剂等。这是一家老牌企业，已有30多年的白水泥生产历史，目前采用国内先进工艺的新型干法白水泥生产线，年产量30万吨左右，所生产的“明华”牌白水泥是湖州市名牌产品，“明华”商标是浙江省著名商标。新明华的发展历程就是走的新型工业化和转型升级之路。

王晓世是新明华董事长。父亲是竹器手工业者。17岁时，王晓世进入长兴化工总厂当学徒工。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做最优秀的一个”。为此，他把大部分业余时间都拿来自学高中、电大专科、本科课程，并对其中的“化学工程”产生了浓厚兴趣。由于他工作勤奋又爱动脑子，很快就被提拔为车间主任。

1993年，在茅临生书记的倡导下，长兴县试行人事制度改革，首次面向社会招聘乡镇长助理。王晓世成绩优异，从200多名应聘者中脱颖而出，被任命为太傅乡乡长助理。但是，他依旧念念不忘自己酷爱的化工專业。1995年4月，他主动放弃乡长助理的职位，毅然返回长兴化工总厂。因为工作表现突出，1997年，不到三十岁的王晓世被任命为国营长兴石灰厂厂长。

看到王晓世是个勇于改革的人才，1998年7月，县委县政府将他调到县属最大国企长兴白水泥厂任厂长，领导改制工作。

那时的白水泥厂已拖欠了高额税费，濒临倒闭，职工不断上访索要工资，被定为全国5993家特困企业之一，是县里的大包袱。王晓世到任后看到，全厂职工1200多名，但是财务账上竟然只剩9万多元，而且没有库存原材料，工厂生产陷入停顿。没有启动资金，王晓世就果断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以增加和充实流动资金：加大货款回收，建立奖惩机制;对原材料采购实行公开招标，降低采购成本;盘活存量资产，使土地变现;对历史性遗留债务通过法律途径追讨;加强岗位责任制考核，体现多劳多得等。就这样，在短短一个月内，就让工厂全面恢复生产，一年后实现扭亏为盈，为企业改制奠定了基础。

然而，改制伤害到了一小部分习惯于吃企业大锅饭的人的利益。这些人连续3个月在厂里吵闹，围攻、威吓王晓世，扬言要用炸药炸掉他的家，企图用暴力阻止他的改革。王晓世的妻儿赶紧躲到娘家去了。

但是，王晓世改革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为了全厂1000多人的生计，再大的坎他也要跨过去。

2000年，长兴白水泥厂转制成功，王晓世出任新组建的长兴新明华化工建材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他首先从管理创新入手，企业自上而下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在生产管理、质量管理、财务管理、营销管理等方面进行创新，健全了各项管理网络，一系列新的管理制度随即出台，促进了企业的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与此同时，王晓世带领企业决策层进行深入的市场调研，提出了“调整产业结构，实施行业发展战略，进行二次创业”的企业发展总体思路。

围绕这一思路，王晓世设计出了做好“加减法”具体的发展路径。“减法”就是要减污染，即逐步限制石灰石开采、关闭石灰窑和普通水泥机立窑。“加法”就是要做强特种水泥。为了改造四条设备陈旧落后的白水泥生产线，企业上下勒紧腰带，先后融资2000多万元，实施大规模技术更新，增加新型生产线，购置环保设施设备。同时，导入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并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人才。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新明华装饰白水泥在市场中崭露锋芒，产品质量和企业规模均出现大幅提升。“明华牌”装饰白水泥通过省级技术鉴定，荣获浙江省建材科技进步二等奖，填补了省内空白，并被评为湖州市名牌产品，“明华”商标也被评为浙江省著名商标。

与产业升级同时，在拉长产业链上新明华也有大手笔。王晓世果断做出引资借智、“腾笼换鸟”的决策，淘汰低盈利、低附加值产品，发展高端产品。新成立了碳酸钙有限公司，主攻轻质碳酸钙和活性碳酸钙新产品，将石灰石的附加值提高了近40倍。

2001年4月，成立长兴新明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涉足全新的产业领域。王晓世虚心向浙江大学、上海交大、北京工业大学的专家教授求教问策，又当起了勤奋好学的“学徒工”。他说：“同样一块普通的石头，在产业发展的链条上‘走’得越远，资源开发利用的价值就越能实现爆发式的增长。利用尖端科技和设备拉长产业链条，深度开发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能使依赖资源优势的块状产业不断焕发青春，保持先导地位。”

几年间，新明华不仅建成了精细化工全套生产线，还与杭州一家化工企业合作，创建了精细化工研发基地，研发出了一系列高新技术产品，尤其是主打产品第三代青霉素——阿洛西林中间体被认定为国家级新产品，获浙江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国内市场占有率接近100%;地红霉素中间体填补了国内空白，产品远销西欧各国。新明华的这次成功转型，不仅将石灰石的附加值提高了近200倍，拓展出了新的经济增长亮点，而且对长兴全县建材业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示范效应。

然而，王晓世并未就此止步。新明华接着与浙大、上海交大合作，建立了新产品研发实验基地，其中与上海交大联合开发的“空气净化用纳米级复合光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获得了国家专利。2003年，新明华销售收入突破亿元大关，上缴利税超千万元;2004年被评为长兴县十强民营企业;2006年，销售收入上升到1.5亿元，成为湖州市、长兴县重点骨干企业。

为了做大做强白水泥产业，2008年，王晓世引进国外技术，结合自身经验、技术，向县、市、省申报了“年产十五万吨新型干法白水泥”项目，通过专家评审，2009年2月通过江省立项。这项节能减排项目，是国内特种水泥行业最大最先进的，彻底改写了特种水泥的历史。新明华公司因此每年可节约标准煤1.6万多吨。

2014年，企业进一步转型，正式进入环保、科技领域，同年12月，成立浙江每刻爱尔空气净化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空气净化器、新风系统、基于复合型空气污染治理的关键材料和空气净化装置，是一家专业从事空气污染治理关键材料生产，“新风、净化、热交换三位一体化”设备材料技术研发、生产制造、销售服务的科技型企业。企业以上海交大教授团队为技术支撑，积极开发新产品，推进技术创新。目前，公司已拥有国家自主知识产权专利12项，其中发明专利2项，新型实用专利5项。

王晓世说：“企业要发展，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传统产业升级换代，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之路。”新明华在技改投入后，每年的产出均以30%的速度递增，这正是改革创新为企业所带来的无限生机。

“石头城”大变迁

李家巷镇是著名的“石头城”。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中，换了一批新血液，迎来了小镇新生。

李家巷是全国最大的重质碳酸钙生产基地。2012年以前，全镇35平方公里面积内，石粉企业就有235家，从业者近万人，年上交当地税收超亿元，而2012年李家巷的总税收是1.9亿元，石粉企业对该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光鲜外表下，还有另一番景象：穿镇而过的104国道上空尘土飞扬，遮天蔽日;国道两侧不见绿的树，没有红的花;人过一身灰、车走满身泥，白天不敢开窗，户外不敢晾衣……

宁可GDP少一点，也不能再让粉尘飞扬，这样的想法逐渐成为众人的共识。李家巷掀起了一场环境综合整治活动，关闭原有13家矿山中的10家，235家低小散的石粉厂重组成了9家现代化、清洁化、环保化、矿企一体化的新型粉体企业。

粉体企业重组后，能耗减少近2万吨标煤，腾出土地1200亩，石料从原来的650万吨下降到200万吨。腾出的土地可以打造绿色工业发展平台，围绕高端装备制造和新材料等主导产业，2017年引进各类项目28个，总投资超26亿元。另一方面，重组后的9家粉体企业在政策倒逼、自身转型后焕发生机。更有世界500强法国圣戈班、浙江冠峰新材料等项目，利用当地的粉体资源延伸产业链，生产终端产品，提高利用率和附加值。5年时间，石头城从一本灰色账本翻向绿色账本。

3月，我们在采访李家巷镇党委书记金永良时，他激动地向我们提起，对李家巷的环境整治和工业改造升级，2015年浙江衛视曾专门做过一期节目，就叫“石头城涅槃记”。

2011年9月，县里决定派金永良来李家巷当镇长。

那时，县委下令要在全县范围内搞环境整治，将其作为工作的主线。李家巷有一座兴旺矿山，镇党委书记是由原先的镇长改任的，为了关闭这座矿山，他不得不动用了特警，强行进行关闭。

对粉体行业进行整治，几届县委都想做，但效果都不明显。以前县、镇干部还没进村，消息就走漏了，机器都被提前调走了。那时整治力度也不够，“我进敌退”，小业主都跟政府打起了游击，因此整治不下去。李家巷有一条专门运矿石的拖拉机通道，车辆经常超载，大家都怕车上的石头会砸下来。矿山分红多，利润大，李家巷这地方别的发财途径没有，很多人就都跟风做粉体企业，“钻进石头缝里很难拔出来”，几十年都吃这碗饭。

县委书记章根明找准了点，——产业结构是根，通过行政调整、行政命令的方式效果不大，必须采取革命性手段来治理，矿山、道路、粉尘的治理三管齐下。最终，李家巷花了一年七个月，关掉了235家企业，矿山到期到量就停，改作旅游资源来开发。而后进行矿山复绿、厂房收购，至今“战斗”还在延续。

李家巷是传统的工业乡镇，很早以前就是全国千强镇，几乎年年拿到全市十大工业乡镇的荣誉。产业结构包括纺织、耐火、粉体业。由于有长湖申航道，运输便捷，李家巷的建材大多通过水运送到上海，因此以前有这样的说法：上海高一寸，李家巷矮一尺;穿过东大门李家巷，硝烟弥漫“封锁线”，来到了长兴县。长兴在沪企业大多是做建材、绿化、红梅、苗木的，二者是互补的。

李家巷的粉体企业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就有，2010年时达到鼎盛。原来是一个暴利行业，整治时产业比较低迷。2000年，通过一台用一个拖拉机头做的破碎机就可以进行矿石破碎加工，加一个料斗，一年一对夫妇就能收入1万多元，多的一年能挣20多万元。生产很简单，都是家庭作坊。

停产以后，镇里经常来巡查，看有没有死灰复燃的，保持坚决取缔的高压常态。那些小工业主，因为被断了饭碗和财路，就跟政府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有些人家偷偷地生产，一发现政府检查人员来了，就把马达拆掉，将设备调离。但是，政府的人一走，他们就又把机器安上了。后来检查人员在安装机器的地下挖个坑，用速冻水泥填下去，打上浆。然而还是不行，企业主回头给人100元，就把水泥挖干净，安上机器又开始生产。再后来，拆掉了他们的生产厂房，接着是集中连片地征拆，同时以奖代补，挤压小厂的生存空间。

2011年至2012年的集中整治末期，只剩下五家企业未关。李家巷镇领导班子成员每人负责一家。金永良负责的那家厂主是一个断腿的残疾人，名叫徐五一。徐五一不在李家巷过年，说是去收应收款了，打电话又不接。晚上10点金永良和派出所所长赶往安徽某地，住在他家房子对面，截住他，要带他回家，徐五一不肯回，说自己要在这里讨钱。金永良跟他做工作，讲政策，又请他吃饭。晚上12点，三人一起去喝啤酒，徐五一敬了金永良一大满杯酒，说：“喝完酒，明早八点就回去签字。”

早晨7点半，徐五一打电话告诉金永良：“对不起，昨晚在家一宿没睡，企业就是我的命根子，镇长，这个字我不能签！”

金永良说：“随你吧！”他回到办公室，感到非常难过。

他派车去把徐五一接到自己的办公室，又让徐五一的妈妈帮助做工作。他的妈妈是个深明大义的人。

到了中午，金永良请徐五一吃快餐，晚上又陪他吃饭，讲遍了道理，徐五一才签了字。

后来，金永良按照政策，在设备方面给他补了点钱，又通过残联给了他一些帮助。再后来，徐五一改做粉体销售，厂房也被收购了。

关停粉体业对于地方的经济、政绩影响很大，波及矿山粉体从业者1万人、年税收1亿元。整顿粉体行业对于政府而言无疑是一场刮骨療伤。为此，章根明开过28次例会，把在李家巷工作过的县里各部门主管都抽调来李家巷做整治工作，全镇分成四片，这些领导穿插安排进这四个片区。235家粉体企业分四批次关闭，对厂房进行收购，而后打造工业走廊，让老百姓看到未来和希望。

经过整治，李家巷的矿山从13家压缩到只剩下3家，粉体业全部关停后，重组成了9家。

关闭粉体业也不是搞一刀切，而是以环评为抓手。无证的或证照不全的、批件不符的（比如预制厂搞粉体生产），这些都予以关闭。对于落后设备的淘汰县里和乡镇都有奖励，希望其利用原厂房进行改造升级，“腾笼换鸟”，从吃“石头饭”中解脱出来。这些关停粉体企业有转产的，有停产的。之后，104国道沿线，对青草坞和集镇范围内的粉体企业土地实行回购，打造工业走廊，引进了投资5亿元的欣世纪建筑系统科技有限公司。土地能用则用，不能用则绿化，环境整治过程中县和镇两级总投入达到6亿-7亿元。原有企业在自愿、合法前提下以产能组合的方式，进行了重组。有的搬迁去了杭州、山东、安徽办企业，后来也在当地被整改。有的用原来的厂房进行升级，少数企业改行，如冠峰新材料增做PVC、地板、墙板，搞装修材料出口。第二水泥厂腾出来，引进世界500强之一的法国圣戈班公司，厂房仅需3人，搞石膏粉，为牙膏、化工、化妆品、航天等提供原材料。

整顿了235家粉体企业，腾出1200亩用地，现在改造升级后保留了9家，用地只有300亩，每年600多万吨的产品，能耗却从标准煤4万吨降到了2万吨。

2017年，李家巷腾出300亩土地搞招商引资，引进了一批大好高项目，否决的项目更多，同时对产业链进行延伸，如运用法国企业的品牌加技术，提升新型建材+新型制造业。引进瑞晨环保、欣世纪幕墙、以林机械等。搞招商引资必须进行综合评估评估，符合要求的项目才把它引进来。2011年后，李家巷12个村被划走了5个村，财政收入却从1.7亿元攀升到了1.9亿、2.1亿元，2017年达到3.4亿，2018年突破4亿元。

金永良的父亲当过煤矿矿工，他记得小时候父亲每天下班回家，全身都是黑的，只有一双眼睛在动。环境整治以后李家巷继续搞绿化，鸟儿也回来了。原来每家厂房都是24小时作业，噪音非常大，现在噪音也没有了。

通过粉体行业整治，打开李家巷这个长兴的东大门，喷水织机、烟囱、窨井盖、汽车维修、垃圾收购点、东大门环境等15项整治任务都顺利完成。

李家巷工业园区是1999年兴建的，基础设施不完备，欠账多。主要是水环境问题，下大雨的时候，镇长的电话都被百姓打爆了。粉体整治告一段落，镇里就开始进行园区治水，将园区管网整理了一遍，又在污水处理厂的基础上，建起了两座中水回用站，一座2.5万吨，一座1万吨。政府巧用民间资本来治水，中水回用站就是民间资本投资的。

在涉水企业内部，铺设好雨污管网，安装了小小的流量计，用科技来治水。以前，企业都是直接从河道里取水，现在改用回用的中水，让其自己来算经济账，督促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节水，倒逼企业转型升级，推动产品和设备的更新。譬如，长兴丝绸厂有416台喷水织机，全都改换成信息化和工业化两化融合的设备，采用电脑屏幕操控。有些企业对治水节水有想法，但是园区管网建好后，看到政府是真正为其做事，企业得利了，态度也转变了。党委政府在创新发展的治理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通过环境整治，老百姓在思想意识上对政府工作和净美家园建设给予了高度认可。传统的乡镇、村庄的环境往往是脏乱差的代名词，要搞净美家园建设，保洁方面的投入很大。镇域经济的发展要靠项目，靠招商引资，而招商引资就要加强基础，建设净美家园。为此，李家巷将全镇划分为七个村、一个居委会，对老百姓进行网格化层级管理。

每周二和周四下午是镇干部固定的下村劳动时间，以加强基层管理，加强與老百姓的互动，解决“四不”问题——老百姓对镇村干部不熟悉、不知道（做了什么）、不配合、不理解（信息不对称）。下村劳动时，干部都要穿红马甲，戴党徽，举着党旗下去。村干部把承包组长和当地知名人士拉进网格里。每个月都有一个主题：下雨天走访承包组长、党员困难户，平时搞保洁、垃圾分类、平安宣传等。每季度召开镇情通报会，汇报工作，了解老百姓的忧思和关心的问题，也通过这个组织出台列入人代会政府报告、为民办实事的工作计划，采取民生措施，让百姓得实惠，百姓和政府双受益。两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