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凌·寄宿的日子

张亚凌

初中的学校在小镇的最东边，离我家十来里路。将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学校上学，整个暑假，我都在兴奋中度过，到了9月1号，急切的心早就在胸腔里蹦得难受，恨不得拔腿就冲进学校。可让我无比懊恼的是一大早，母亲还是让我跟着她去锄地，顺带割猪草。心里揣着一千一万个不情愿，以至于后来割破了自己的手指。可在我赶到学校时，宿舍被先到的学生占完了。我又背着铺盖、干粮袋子往回走。那天的我，来回近30里，大汗淋漓地背着那么多沉甸甸的东西，多少像个小傻瓜。

第二天，母亲借了辆自行车，捆绑好铺盖，干粮，我们就出发了。母亲得为我找睡觉的地方。

我们来到距离学校三四里的一个村子。七拐八绕就进了一条小巷子，站在一户比较破败的土门楼前。母亲又嘱咐道，妈把人家叫“姨”，你得叫“老姨”，嘴巴要甜。

母亲一进门就热情地喊：“姨——，姨——”喊了几声，从北屋里出来了个老人，她看母亲的神情显得很是生分。母亲在殷勤的叙家常里含蓄地说了跟老人的亲戚关系，我也听明白了：眼前母亲叫姨的这位老人，是母亲嫁出去的二姨去世后二姨夫另娶的女人的堂妹，真真的是七拐八拐拐出来的亲戚。我自然底气不足，小声地喊了声“老姨”。

母亲把带的点心放在桌子上，很不好意思地提出了让我暂时借宿一阵子的想法。

“说来说去都是自家人，你看，这么大的炕，就我一个人，娃睡在这我也有个伴。”老人答应得很痛快。

我就很小心地住了下来。我跟老姨住在北屋，西面的两间房子住着她的儿子儿媳孙子，我早出晚归，很少见到他们。

谨记着母亲的叮咛，不能费老姨家的灯油，我总是下了晚自习后留在教室里做完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才回去的。那个村子的孩子也都不住校，可人家是一下晚自习就往回赶，而我得留在教室做作业，也就一直没有同行者。特别是冬天的晚上，寂静得让人害怕。我就边走路边咳嗽，用一声声咳嗽来给自己壮胆。偶尔，响起一个声音，原本胆小的我会吓得打个哆嗦。

冬天，我就摸索着从老姨房子里的小水瓮里舀半瓢水，将自己的毛巾大概弄湿，在脸上沾沾，就算洗过脸了。老姨似乎也察觉到了，偶尔，她会侧起身子说，娃，从炉子上倒点热水掺上——瓮里的水太冰了。

尽管老姨那样招呼我，我还是不好意思掺热水，只答应说，不冰，没事老姨。

老姨已经很老很老了，我总搞不清她是醒着还是睡着，更多的时候，她都是迷瞪着。老姨也从来不叫我的名字，或许她压根就没记住我叫啥，总是“娃”“娃”地跟我说话。

“娃——，你自家操心点，不要去书坊迟了。”老人把学校叫“书坊”，我还是头一次听到。迄今为止，我都觉得把学校叫书坊是最美的称呼。

老姨家没有表，老姨每天都是很困的样子，迷瞪着，似乎也没多余的精力干别的事，不可能为我上学操心的。我就自己估摸着时间起床去学校。

有好多次去得实在太早太早了，独自在学校门口等了很久很久才来了第二个学生。以至于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一直觉得让一个孩子自己估摸时间上学，真的是件再残忍不过的事情：惦记着上学害怕迟到，根本就睡不踏实，总是半睡半醒迷迷瞪瞪。

我从来没有在正常的时间起床去学校，真的是披星戴月，自然也没有同行者。没有同行者，在别人看来或许是很遗憾的事，其实不然——

冬天，下过雪后的清晨，我一定是第一个在洁白的雪地上留下脚印的人。因为知道自己总是等学校开门，路上就有充足的时间玩雪了：

脚后跟倾斜着连在一起慢慢挪动，走出来的行迹像极了车轮；一只脚固定，另一只脚旋转一圈，像硕大的圆规；像在自己村里结冰的池塘上一样，我也会一路滑翔，飞的感觉；有时用脚在地上划拉出一朵又一朵的花儿，喇叭花打碗碗花鸡冠花农村孩子所能想起的所有的花；情致来了，还会快速堆个小雪人……那会儿，也没有了早起独行的害怕。

落过雪的早晨，等在校门口的我一定是满脸欢喜。我会一整天都很高兴，好像那场雪是专门为我而落，是我一个人的盛宴。

常常想起寄宿的日子，想起慈爱的老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