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播州之役是万历三大战役之一，那么万历播州之役中杨应龙造反的原因是什么?历史资料小编认为，从根本上原因来讲，这是土司管理制度的弊端，

明万历二十八年，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大明为了镇压叛徒派出大军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战役，最终的结果就是杨应龙正在大明24万大军的围攻之下，于当年六月兵败，杨应龙自杀而结束。

大明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采用的是“以夷制夷”的政策，是继承了元代的土司制度，利用当地土酋管理属民，并不去改变当地的统治机构，大土司杨应龙这样的是需要朝廷下诏世袭的继任的。

《明史》“皆因其俗，使之附辑诸蛮，谨守疆土，修职贡，供征调，无相携贰”。

杨应龙这样的大土司只需要听从朝廷调遣，对大明表示恭顺，便可以无虑。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土司杨应龙对所管辖之民及管辖之地，拥有绝对权利，更还有自己的军队，这其实就像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国，虽然恭顺周天子，但自己也是一个独立王国，更容易拥有实力与中央分庭抗衡，有明一朝中央与西南土司的矛盾始终存在，像杨应龙之前的麓川之战及之后的奢安之战，这些战事都是中央王朝与西南土司之间矛盾的体现，这些战争的爆发只需要一个偶然因素就可以，由此可见，土司世袭制度其实就是矛盾的根源。

具体到了播州的杨氏，这个弊端越发明显，杨氏在播州建立的统治长达七百余年，经过这几百年的经营，杨氏的统治在西南地区已经根深蒂固，而且实力雄厚，根据史书记载，杨应龙曾多次率领播州的军队随大明军队进行联合大规模作战，而且屡建奇功，这足以证明播州杨氏军队强大的实力。

《明史纪事本末·平杨应龙》：隆庆六年袭职，以从征刺嘛诸番九丝、腻乃、杨柳沟等，多却敌先登，斩获无算，先后赐金币。

《全边略记·卷七》：应龙于隆庆壬申袭职，从征哈麻先登，多斩获，从征九丝，捕虏无算，从征杨柳沟，却地先登。先后赐金币。

这些史料记载可以说明，杨氏在杨应龙反叛前确实对明廷有征必调，而且战功卓著，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杨氏实力确实可以和大明分庭抗衡，对于这样财力、物力充沛的土司，大明只要稍有机会肯定不会放过征讨的。

其实，就是川、黔内部抚按之争激化矛盾，播州在大明时期处于四川、贵州及重庆交界之地，但是和四川联系更为紧密，由于地处要冲，物产丰富，从大明建国以来，一直都是四川、贵州等官员相互争夺的地方，尤其是贵州的官员更是，早在嘉靖时期，由川贵总督的会堪，决定在行政划归四川管辖，军事划归贵州管辖。

杨氏当时实力膨胀，对属下的另外五司七姓盘剥残害，贵州巡抚叶梦熊趁机上奏“历数杨应龙二十四大罪”，要求讨伐杨应龙，更于万历十九年提出要将播州所辖的五司进行改土归流。四川的巡抚李化龙则认为要以“抚”为主，这就让贵州方面的官员不满了，认为李化龙有私心，做了包庇之事。大明朝廷对于杨应龙残害五司七姓一事进行审查，如果是真的就座法当死，杨应龙当时用了二万金进行自赎，恰巧此时日本侵略朝鲜，大明朝廷征发天下兵马，杨应龙表示愿意率兵五千征倭，被朝廷释放，此次审查也无疾而终。

这个时候，四川巡抚李华龙“引嫌求退”，后任的王继光又表示出要严厉审查杨应龙，想再次将杨应龙召回重庆“严提勘结”，杨应龙拒绝召唤，至此，四川贵州两省意见达成一致，决定用兵威逼迫杨应龙，但是却被杨应龙打败，自此，播州宣慰司使杨应龙和大明的关系产生了极大的裂缝，大明本身对杨应龙的实力就比较忌惮，此次又在作战中失败，大丢颜面。

这次战事之后，大明朝廷就已经有消灭杨应龙的想法了，只是由于先前援助朝鲜的战争正在进行，所以用"抚"的手段暂时安抚杨应龙，尽管杨应龙也作出了让步，让其次子杨可栋去重庆做人质，向大明朝廷缴纳了四万金，但是，日后的战争几乎是不可避免了，因为大明朝廷已经下了决心了，只是还不知道何时才会打，后面杨应龙之子杨可栋的死就成了导火索，直接爆发战争。

《明史纪事本末·平杨应龙》：是时，寇氛未靖难，大司马欲缓应龙，专事东方，天子亦以应龙有积劳，可其奏。

综合来看，杨应龙的反叛绝不是单个原因造成的，其中既有中央和地方的根本性矛盾，也有大明自己的原因，也有杨应龙个人的原因，是多个因素综合造成的结果。简要说明一下这些问题：

第一、杨应龙管辖区内部矛盾的激化

一是五司七姓，五司是真州、余庆、白泥、容山及重安五个长官司，七姓指的是田、张、袁、罗、吴、谭七姓，这些都是杨应龙的下属，杨应龙和他们的矛盾根源就是杨应龙利用自己世袭的特权，向他们无休止的的索贿，打压七姓的权利。播州地方汉化程度较高，五司七姓里面有不少读书人，这些人不认同杨应龙的做法，拼命高发杨应龙，杨应龙面对这些告发就是发兵围剿，恶性循环之下，惊动的了大明朝廷，最终靠战事停息。

第二、家族内部问题

杨氏家族内部的矛盾其实也是导致战事的导火索，杨应龙的宠妾田雌凤污蔑杨应龙的正妻有奸情，正妻张氏被驱逐出，不久后杨应龙醉酒杀了张氏和张氏之母，于是张氏家族的人就告杨应龙造反，三人成虎，加上杨应龙自己本身的好勇斗狠之下，埋下了祸乱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