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诗的三种读法

（一）

作为一个当代诗人，北岛在中国大陆、港台地区和西方世界都有着相当高的知名度。考虑到这种知名度所具有的象征性质，我认为读者要想不带任何先入之见去阅读北岛的作品并非易事。因为与北岛的名字连在一起的种种事件、传闻、消息、舆论、真相或假象，所有这些相互作用，形成了批评家称之为“前阅读”的公共心理症候和不知不觉的成见。无疑，它们对阅读北岛诗作造成了某种程度的干扰。这对北岛本人来说也许是不公正的，因为他首先是一个诗人，通过自己的作品与读者和世界对话，而读者由于先入之见的干扰很可能听不到作为诗人的北岛的声音，因为这声音被凌驾其上的许多别的声音给遮蔽了。例如，一些西方读者主要是从世俗政治的角度去解读北岛诗作的，这或许有助于政治上的划界行为，但却无助于人们理解什么是诗。我想，也许西方读者将他们对“诗”的倾听和细读留给了西方诗歌史上的经典诗人，这种性质的阅读意味着一种文化阐释特权，西方人的诗学准则和主流文化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赖这一特权得以确立的。说到底，人只能听到他事先想要听到的那个声音，西方读者在西方经典诗人的作品中听到“诗”是因为他们想要听到诗（如果谁听不到就证明谁的耳朵和心灵出了问题），正如他们在第三世界诗人的作品中读出了“政治”是因为他们只想在其中读到政治。由此可见，北岛在西方世界被当作一个政治性诗人来阅读并非偶然。我认为这是一种有意识的集体误读。西方式的多元文化景观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一系列误读构成的。

尽管对北岛诗作的政治读法使北岛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和整个西方世界迅速成名，但我还是坚持认为，仅仅将北岛视为一个政治诗人是不公正的。我不是说北岛的诗作中没有政治——在同时代的中国诗人中，北岛向来是以深具现实感而著称的——我只是想指出，用现实政治的立场去剥夺北岛作为一个诗人的立场是不公正的。我以为，西方读者阅读北岛带有显而易见的消费成分，他们需要通过对北岛诗作的政治性阅读将他们心目中的那个“中国幻象”消费掉。换句话说，他们是带着头脑中固有的“中国幻象”进入北岛作品的，而这个“中国幻象”乃是“前阅读”的产物。我之所以认为西方对北岛的误读是不公正的，正是基于对这种消费性质的“前阅读”的质疑，因为它有可能取消真正意义上的个人阅读。尤其使人感到不安的是，北岛诗作中的个人性也会被连带着过滤掉，用以喂养具有公众性质的“中国幻象”。在正常情况下，读者是以自己的观点和感触去对待一个诗人的，看这个诗人作品中的形象和声音与别的什么东西连在一起，如果用读者自己的替代性话语来描述会是什么样子。问题是，读者的替代性话语并不像看上去那样是一种纯属个人的话语，它完全有可能被行政用语、大众传媒行话、广告推销术和流行见解之类的东西加以变形和重塑。“有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一说法当然没错，但如果每个读者的替代性话语都经历了共同的变形和重塑的话，“一千个哈姆雷特”看上去将会惊人的相似。因此，众多西方读者在北岛的作品中读出了大致相同的“中国幻象”就显得不足为奇了，因为他们用以描述一个中国诗人与西方世界之联系的个人话语实际上是受到了文化上的优越感、权力和时尚共同塑造的集体话语。这是专门为西方读者阅读非西方国家的作家和诗人所准备的一种“准政治话语”，其基本定义是：如果一个文本中没有西方所理解的政治的话，那就什么都没有。

平心而论，西方世界对北岛的政治读法并非没有依据。自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年轻一代的读者也主要是以政治读法来解读北岛的。对于一个像北岛这样的中国诗人来说，政治是想回避都回避不了的事情，它是整整一代人的记忆、良心、号召、经验、词和梦想的一种含混而扰人的综合，是诗歌写作中的个人语境必须面对的公共语境。如果将读者对北岛的政治读法理解为一种历史行为，我想没有人会对此一读法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提出异议。不过，从阐释学的角度看，政治读法有着人世的急迫性，其受到格外强调的语音速度和形象切换速度都带有某种强制性，往往将文本意义展示为一个连续被听到的而非停下来细细察看的过程。也就是说，这种读法有赖于雄辩的、省略的耳朵，它倾向于保留世俗政治的自我，去掉精神自传意义上的自我。我想北岛本人肯定会对这种读法持保留态度，因为他实际上并非一个“响派”诗人，诗的声音在他的大多数作品中是审慎的、敏感的、分析性的和个人化的。倾听这样的声音需要有俄语诗人曼德尔施塔姆（Osip Mandeltstam）所说的“分离的技巧”，以便从现象的和功利性的声音中分离出诗意的隐秘声音。艾略特（T.S.Eliot）在《四个四重奏》中写道：“很深的声音是听不见的”，而对听不见的声音的倾听与言说，正是北岛诗歌写作的一个基本主题。这一主题与北岛的另一个重要主题，亦即观看的主题又是密切相关的。倾听与观看镶嵌在一起，构成了词与物、词与词之间的种种对比和变化，其幽微精妙之处政治读法往往难以读出。原因很简单，政治读法主要是从语言世界与非语言世界的关系去理解诗歌的，而对语言世界内部的复杂关系甚少加以探究。

（二）

进入90年代后，北岛在香港和台湾连续出版了三本个人诗集，诗集所收作品大多系流亡西方时期所写的新作。将这三本诗集与北岛在这以前写于中国大陆的旧作加以比较，我们既可以看到北岛的早期作品与他的近作在诗歌精神上的一致性，也可以看到风格方面所起的某些微妙变化。我指的是，北岛的近期作品中出现了我称之为“中年风格”的东西，其音调和意象是内敛的、略显压抑的、对话性质的，早期作品中常见的那种预言和宣告口吻、那种青春期的急迫形象已经甚少见到。我们不妨使用系谱读法，将北岛的近作放到早期作品和中期作品所形成的多重视境中去看待，使阅读行为获得连续性和纵深感。一个当代诗人在种族进化和社会历史转型时期扮演什么角色，是通过写作成为同时代人的代言人和见证者，还是相反，成为公众政治的旁观者和隐身人，这一问题贯穿北岛的几乎所有作品。是否不同角色可以并存于一身呢？仔细阅读这三本诗集的话，不难发现北岛在近期作品中加以描述的实际上是一个“最低限度的自我”，亦即当代理论所谓“自我的他者”——我注意到北岛近作中的人称变化，他常常使用第二人称来指涉自我的真实处境和切身感受。如果将“最低限度自我”置于北岛的写作系谱中，可以看出这个自我与北岛早期作品所呈现的那个高亢昂扬的自我明显不同，但两者又并不矛盾，经验自我与理想自我、匿名自我与公共自我完全能够并存于同一个文本化身之中。北岛在《蓝墙》一诗中写道：

道路追问天空

一只轮子

寻找另一只轮子作证

这是相互作证的两只分离的轮子，它们又各自为两个相互追问的自我作证：一个是在大地上流亡的自我，另一个是经历内心天路历程的自我。两者加在一起就是作者本人的自画像。

轮子在另外一首诗《为了》的结尾处是作为喻体出现的：“激情，正如轮子/因闲置而完美”。尽管这里的轮子与某种赋闲的、静止的状态密不可分，但我们仍能感觉到对某种推动力的强烈暗示。也许正是这种推动力导致北岛流亡时期的写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对推动力本身的确切含义我们却难以断言——是不安定和变动中的个人信仰（诗人对词语形式的关注强化到一定程度就是信仰），还是寓于更大变动和不安定中的集体潜意识？是流亡期间建立起来的个人生活，还是记忆中的中国？无论如何，北岛近作中所发生的变化是引人注目的，它为强调阅读深度的系谱读法提供了风格的历史与真实历史、词语状况与生活状况之间的对比。上述两者在北岛近期写作中越来越微妙地混合在一起，这加强了一种相当奇特的印象：不是发生了什么就写下什么，而是写下什么，什么才真正发生。换句话说，生活状况必须在词语状况中得到印证，已经在现实中发生过的必须在写作中再发生一次。当然，这种第二次发生所证实的很可能是已经改变了的含义。请看北岛《下一棵树》中的几句诗：

大雪散布着

某一气流的谎言

邮筒醒来

信已改变含义

道路通向历史以外

“变化”是流亡时期北岛诗歌写作的一个重要母题，它赋予北岛的近作一种物是人非的沧桑感。值得注意的是，北岛身上的两个人——从事写作的自我和置身生活的自我，其混合既不是后现代主义“分裂分析”的产物，也不是现代主义的自我中心（自恋或自渎）的产物。我认为，这种混合实际上意味着北岛将词的问题与人的问题、风格的历史与真实历史合并在一起加以考虑，而且这一合并过程指向缩削的而非扩张的修辞策略，指向那种要求得到澄清的“词的奇境”，因此，合并所强化的不是暴风雨般的强烈印象，而是处于暴风雨中心的奇异的宁静感。

这棋艺平凡的天空

看海水变色

楼梯深入镜子

盲人学校里的手指

触摸鸟的消亡

上述诗句引自《另一个》。可以说，其中的每一行诗都是对变化这一主题的言说，但却处处充斥着不可言说的、以“无语”为主导的历史所特有的静谧。这种“无语”为主导的历史有如盲人弈棋，“棋艺平凡的天空”让人联想到德里达的一个妙喻“无底的棋盘”，“鸟的消亡”亦可读作对棋子的消亡之改写，而“楼梯深入镜子”这句诗使棋局成为一件束之高阁、悬而未决的事情。棋局所影射的历史由此获得了被抽空的、寂静而盲目的高度，“盲人”在这里是“最低限度自我”的化身，他把无语的、无影像的生存状态转化为神秘的触摸。就言说方式而言，盲人的触觉语言融身体和心灵于一炉，它肯定是最低限度的人类语言。超出这一限度，就只能说一种匿名的、亡灵的语言，正如北岛所写：

某些人早已经匿名

或被我们阻拦在

地平线以下

这里的地平线首先是语言上的地平线。如果把它的出现理解为一种划界行为，我们将会看到，北岛近作所描述的“最低限度自我”比我们所想象的更低，这个自我有可能潜入到地平线以下，作为对升华仪式的抵制。对比近期北岛与早期北岛，我们发现他越来越多地关注那个向下的、低调处理的自我，而回避向上攀升的自我。显然，他已厌倦了处于公众视野的上升过程，厌倦了权力。在《创造》一诗中我们读到如下诗句：

电梯下降，却没有地狱

一个被国家辞退的人

穿过昏热的午睡

来到海滩，潜入水底

这些诗句从表面上看是对日常生活状态的描述，但在深处却指涉某种特定的精神状态，其措辞基本上是写实的，但唤起了一种恍若隔世的超现实氛围。我注意到，北岛近期作品所呈现的超现实主义特征较早期作品更为明显。不过，超现实主义风格问题对北岛而言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写法”问题，它与作为诗人的北岛考察人类事物时所持有的独特诗学立场有关。深入讨论北岛的超现实主义倾向不是本文能够胜任的，在此我只想指出一点，这种倾向并没有削弱北岛诗作中的现实感。相反，超现实主义为他处理错综复杂的语言现实提供了某些新的、更为客观的视点。按照拉康（Jacques Lacan）的说法，现实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而是词语上的。

（三）

对现代诗怀有持久兴趣的读者，似乎没有理由不运用专注于文本内在关联的“修辞性读法”去解读北岛的诗。这是那种整体效果会在细节和片段中闪现出来、亦即当代著名诗人布罗茨基所说的“让部分说话”的读法，它特别适合北岛的某些诗作。因为北岛和他所喜爱的德语诗人保罗·策兰（Paul Celan）一样，对修辞行为持一种甚为矜持的、近乎精神洁癖的态度，常常将心理空间的展开以及对时间的查看压缩在精心考虑过的句法和少到不能再少的措辞之中。这种写作态度与当代绘画中的极少主义和当代建筑中“少就是多”的原则在精神气质上有相通之处。“少”在写作中所涉及的并非数量问题，而是出于对写作质地的考虑，以及对“词的奇境”的逼近。北岛在去年写了一首题为《关键词》的诗，全诗如下：

我的影子很危险

这受雇于太阳的艺人

带来的最后的知识

是空的

那是蛀虫工作的

黑暗属性

暴力的最小的孩子

空中的足音

关键词，我的影子

锤打着梦中之铁

踏着那节奏

一只孤狼走进

无人失败的黄昏

鹭鸶在水上书写

一生一天一个句子

这首诗的结尾让人想到叶芝的晚期作品《长腿蚊》中的著名诗句：“像水面上的一只长腿蚊，/他的思想在寂静上移动”。鹭鸶和长腿蚊，两者留在水上的都是纤细的、轻掠而过的痕迹，一种没有痕迹的痕迹。叶芝借此追溯恺撒头脑里的战争、米开朗琪罗的创作、海伦的童年与特洛伊劫难的形而上关系，北岛则用它来暗示诗人孤独的影子写作。北岛深知写作所面临的危险：终极知识的空洞无物，写作的黑暗属性，以及词语所含的暴力成分。他在这首诗中加以强调的“关键词”，实际上不是任何具体的词，而仅仅是一个切入点，以“梦中之铁”受到锤打的坚硬质地楔入写作的无所不在的空虚——从“空中的足音”到“水上书写”，从梦境到影子现实。这样的“关键词”显然不会提供任何价值判断的尺度，与其说它是在“最后的知识”与不留痕迹的“水上书写”之间起分界作用，不如说是在起转折作用。就此而言，它与《在歧路》一诗中提到的“虚词”性质相同。北岛这样写道：“没有任何准备/在某次会议的陈述中/我走得更远/沿着一个虚词拐弯/和鬼魂们一起/在歧路迎接日落”。在这里，由一个虚词所证实的转折，介于纷扰的世事与个人逃避之间。而转折则证实了歧路和日落，证实了亡灵世界的存在。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亡灵世界乃是一个可以珍藏的微观形式世界。北岛《完整》这首诗中的一个句子“琥珀里完整的火焰”为其提供了有分寸感的、相当精致的关照客体。这句诗中的“火焰”是被禁锢的、冷的、硬的、死的火焰，既没有肉体，也不是纯粹精神，它主要是一种美学上的奇观，一种修辞学的袖珍风景。我们不妨将这句诗与接下来的两句诗合并起来阅读。

琥珀里完整的火焰

战争的客人们

围着它取暖

第一句诗与后面两句的关系，类似于史蒂文斯《坛子的轶事》一诗中的坛子与周围自然景色的关系。尽管琥珀里的火焰是冷却的，“战争的客人们”仍然围着它取暖，朝向它涌起，由此获得了一种仪式化的诗学秩序。读者在这首诗中感觉到的冷暖之对比，文本时间与现象时间之对比，战争的广阔人文景观与琥珀内部的微缩景观之对比，一经作者本人的心灵和修辞态度的折射，就染上了一种扰人的沧桑感。在北岛的一首无题诗中，我们读到这样一些诗句：

一个早晨触及

核桃隐秘的思想

水的激情之上

是云初醒时的孤独

核桃这一意象值得深究。它的向内收敛，它的曲折扭结，它的不透明，所有这些特征都是在暗示“思想”的原初结构。但要想界定此一意象，必须考量的是它与所暗示事物的相异之处，而非相似之处。也就是说，当作者用核桃这一意象来喻指思想的隐秘结构时，我们必须考虑的是“核桃”作为“反词”，而不是作为一个词所起的作用。“反词”若是使用恰当，往往能将“词的奇境”呼唤出来。试想，如果不是“核桃”在反词立场上起抵制和刻画作用，“水的激情之上/是云初醒时的孤独”这两行诗所呈现的那种不知身在何处、不知谁去谁留的沧桑感，就会有矫情之嫌。我注意到，核桃这一意象是透过反词的奇妙效能来运作的，它赋予水、云、激情、孤独以形式方面的分寸感和局限性，但并不试图改变它们各自的寓意。无论这些寓意相互之间有多矛盾，它们都能保持方法论或修辞学的接触。在这种情况下，每一寓意或多或少也同时是别的寓意。例如，核桃的意象暗示某种神秘的开放性，水和云涉及深深刻画过的身体语言，而“初醒时的孤独”所证实的则是犹在梦中的感受。

能否发现特定语境中某些词语所产生的语义移位和偏差，能否指出种种变化的方向、特征和影响，这正是修辞读法深为关注的。前面已经提到过《创造》这首诗，以下是其中的三行：

船在短波中航行

被我忘记了的灯塔

如同拔掉的牙不再疼痛

对疼痛的遗忘无论发生在身体世界或词语世界、公众生活或个人生活的哪一方，被作者导入暗喻之后，都是对尼采所说的“历史健忘症”的深度追问。船航行的过程，也就是历史记忆发生移位的过程。灯塔在这一过程中被忘记了。而“拔掉的牙”与历史健忘症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意味着某种缺失——最重要的是，疼痛不复存在。拔掉的牙留出向下的空洞，灯塔向上耸立，船在水平线上前行，这三个不同方向都指向历史的失忆。读者应该留意“短波”一词所包含的语义张力。这个词说小可以小到只是手中的半导体收音机，要大则能大到整个媒体，大到四处弥漫的消息和舆论。在这里，“短波”成了影响航行方向的导航词，也就是说，成了“灯塔”的替代词。短波的后面存在着一个没有面孔的消息发布人，而“拔掉的牙”后面存在着一个医生，两者都在现代社会中扮演举足轻重的历史角色。夹在这两个角色中间的是作为诗人的“我”，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固定不动的灯塔夹在船与牙齿的移位之间。在现实领域中，像灯塔这类孤寂而具精神特质的事物业已被遗忘。“我”对灯塔的遗忘应该被理解为“反词”意义上的遗忘，它旨在提示而不是抹杀历史记忆。当然，这不过是在修辞领域发生的一桩暗喻事件而已。

（四）

采取哪一种读法去阅读当代诗人的作品，这恐怕是个难有定论的问题。本文扼要地讨论了对北岛诗作的三种读法，目的在于为读者阅读北岛近期诗作提供多重诠释的可能性。必须指出，尽管我在讨论政治读法时提出了种种质疑，但我并不认为另外两种读法就一定比政治读法更优越、更有效。当代诗歌有其隐秘难解之处，有时不同的读法很难单独奏效，而一种综合了各种读法的读法至今没有被发明出来。唯一的共识似乎是“诗无达诂”。

读法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它包含了相当复杂的阅读期待、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著名的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早期曾对经验读者、隐含读者、标准读者做出理论上的区分，1990年他主持剑桥大学的“丹纳讲座”（Tanner Lectures）时，又从上述区分出发，进一步对读者意图、作者意图、作品意图做出了阐释学的区分。他的结论非常明确：文学文本被创造出来的目的是产生其“标准读者”。根据艾柯的界定，标准读者指的是那种按照文本要求、以文本应该被阅读的方式去阅读的读者。我注意到，艾柯在界定标准读者这一概念时，也同时在“合法阐释”与“过度阐释”之间划出了界线。艾柯提出的有意义的阅读是受到一定限制的阅读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我认为，将这种限制视为“作品意图”本身所含的内在限制，与将其视为外在于个人阅读的共同禁忌一样，两者都是武断的。写作是一种个人行为，阅读又何尝不是。就我自己来说，我历来推崇那些乐于对文本进行多重阐释的读者——我所理解的多重阐释包括艾柯加以反对的过度阐释。

最后，我想就北岛写作中的“汉语特性”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这个问题有两个要点，其一是，我们应该如何对“汉语性”做出理论界定？是将其界定为主要从某种历史处境的独特性和局限性得到解释的一系列标准、特质、局面呢，还是相反，赋予当代写作中的“汉语性”以一个超历史的本体立场？是将“汉语性”界定为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变项，还是一个超验所指？也许真正值得关心的是上述界定对当代诗的写作将会产生怎样的实际影响。其二，这个问题涉及如何理解北岛诗歌写作的资源。前面已经讨论过西方世界对北岛的政治性阅读，他们解读北岛的作品，援引的主要是社会现实和对抗性政治的资源。中国大陆的年轻一代读者在阅读北岛诗作时，也更多的是在援引反传统的、现代主义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外来的文化资源。然而，北岛的写作是否可以与更为广泛、更为隐秘、更为精神化的人文资源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呢？北岛是一个关注心灵的诗人，但同时他对写作进程中的形式问题和资源问题也有所关注。仔细阅读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北岛诗作，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关注是无所不在的、敏锐的、探究性质的——不必轻率地断定这是否就是现代诗的形式革命本身，但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即北岛对形式和资源问题的关注有助于在真正的诗与伪诗之间做出区分。我感兴趣的是，“汉语性”在何种程度上是一个经验的、内省的、个人写作和个人精神自传的问题？在这里，词的问题与心灵问题又一次混而不分。有理由相信，北岛在人性层面的审慎洞察力，肯定会通过对语言形式的精微省思以及对写作资源的追溯而得到加强。而这一切将会表明，如何界定“汉语性”，不仅是工具理性问题，操作问题，表达或传播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心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