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翼之

《左传》是我国古代最早而又详细完备、叙事生动的以《春秋》为纲的编年史。

可是，《左传》这部优秀的史学名著，千百年来，却又是一部争论很大的史书。历来的学者围绕《左传》的作者、体例和编定年代等问题，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先从它的书名谈起。《左传》，是我们按习惯称呼的书名，即《春秋左氏传》的省称。但是，最早的名字却是倒过来叫《左氏春秋》的。只是到了东汉班固撰写《汉书》才使用《春秋左氏传》的书名，于是《左传》就成了它的省称。以后，便习惯沿用了下来。直到现在，还有史学家提出应该恢复叫《左氏春秋》呢!

再说《左传》的作者问题。最早是司马迁在《史记》里说过，鲁国的“君子”盲人左丘明著有《左氏春秋》，其他事迹介绍不详。《论语》记载了孔子说他敬重左丘明，与之“同好恶”的话，但是，并没有说左丘明作《左传》。到了东汉，班固才在《汉书》里把这两个左丘明断定为一人，并说他和孔子同观鲁史记，并为之作传，也就是《左传》。后来，晋朝的杜预作《春秋集解序》更凭空说左丘明是孔子的学生。这样，左丘明作《左传》说，经两汉、魏、晋维持了几百年。唐朝时有个叫赵匡的人对此说予以反驳，否定左丘明作《左传》，以后，宋、元学者也多同意赵匡说。到了清朝末年，刘逢禄和康有为更以为《左传》是汉代刘歆采取《国语》依《春秋》编年而成的伪作。甚至还有研究者认为《左传》的作者是战国时期有名的军事家吴起。

不过，以上否定左丘明作《左传》的种种说法，多是猜测之辞，都拿不出可靠的依据来。对比起来，司马迁肯定左丘明的说法，倒是较为可信的。因为，他著《史记》取材严谨，誉为“实录”，对左丘明的评介，仅寥寥数语，也体现了他“疑者阙焉”的科学态度。正因为这个缘故，近二十年来，有的学者提出左丘明是春秋时期的盲史，类似古希腊诗人荷马式的人物，《左传》和《国语》中的大部或一部分历史是根据他的传诵，由儒家子夏的再传弟子们笔录、整理，最后写定的。这种说法，是值得重视的。

《左传》同《春秋》的关系，也是长期争论的重大问题之一。这里牵涉到古文经学派同今文经学派的斗争。两个学派都承认《春秋》是经，可是，对《左传》的理解就不同了。古文学派说《左传》是解经的，今文学派却说：“《左氏》为不传《春秋》。”在这个问题上，今文学派是对的。其实，《春秋》和《左传》都是史学著作，所谓“《春秋》三传”，《公羊传》和《谷梁传》是专为解释《春秋》的，即“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发”。《左传》就不同，它只叙史事，不解释《春秋》的经义。它有很多“无经之传”，或者同经文相矛盾的传文。因此，可以说，《左传》是一部以《春秋》为纲，并仿照它的体例，按鲁君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悼十三公的次序，记载了自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54年(悼公十四年)间的春秋史，全书分六十卷，共十八万多字。它取材广泛，博采了古代和当时的史书的记载，如晋《乘》、楚《梼杌》、鲁《春秋》，以及周、郑、宋、卫等国的旧文简册和流传在口头上的历史传说，删繁就简，加以裁编而成的。它不但反映了春秋时期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和各方面代表人物的活动，而且，还保存了夏、商、周几个历史时期的部分史料。后来，汉朝人的许多著作如《史记》、《新序》和《说苑》等书，都曾以《左传》为依据。可惜的是，《左传》详于记事，而略于制度的记述，这是它的缺憾。

春秋时期各国的统治者都很迷信，每逢国家大事，多预卜吉凶。《左传》就记载上很多这类预言，其中有灵验的，也有不灵验的。凡是灵验的，一定是事后比附之辞。研究《左传》的学者就利用书中的预言，以及《左传》在历史上的流传情况，把它的成书年代定在公元前375－351年之间，否定了成书于春秋时期的旧说。

《左传》反映的思想内容是很丰富的。虽然也宣扬了唯心史观和等级观念等等，应予批判。但是，就《左传》的整个倾向性说来，还是进步的，值得肯定。如以依靠人民、“爱民”为内容的民本思想(《曹刿论战》、《师旷论卫人出其君》)；以反抗强暴、爱护国家为内容的爱国思想(《弦高犒师全郑》、《幼童汪锜执干戈以卫社稷》)；对于劳动人民反抗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斗争，也作了记载(《役人相命各杀其长》)；对于管仲、子产、叔向及晏婴等对国家和人民作过贡献的政治家，进行了热情赞扬。对于残害人民的各种暴君和暴政以及统治阶级荒淫无耻生活，作了无情的揭露(《晋灵公不君》、《齐襄公与文姜私通》)。

《左传》文字简练、优美，作者善于用简洁的语言描绘复杂纷繁的事物。对战争的叙述，谨严而分明，委曲而尽致，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在人物描写方面，作者善于将人物的动作和内心活动刻画得生动细致，描绘出了一系列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来。因此，《左传》不仅是一部史学名著，还是我国古代艺术成就很高的历史散文集。

《春秋经传集解》

本书为西晋杜预所编。杜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人。西晋将领、学者。曾任镇南大将军，领兵灭吴。其治《左传》，撰有《春秋经传集解》、《春秋释例》和《春秋长历》等。

《春秋经传集解》是《左传》注解流传至今的最早的一种。杜预在《集解》中汇集了前人的注解作注，并开始把《春秋》和《左氏春秋》合编在一起，以《春秋》为经，《左氏春秋》为传。办法是将《春秋》拆开，分别编在每年的传文之前。由于《左氏春秋》本不是解经的，硬拉在一起，便出现了有时候有经无传，或者有传又无经的现象。为此，杜预在序言里解释说：“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但是，解释只管解释，结果，还是难以自圆其说。不仅如此，杜预还对事实上本不存在的所谓《春秋》笔法的五种写法：“微而显”、“志如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也作了总结性的说明。此外，杜预鉴于春秋时期各国纪年不同，和《左传》中对同一个人，有时称他的名，有时又称他的号，便作《年表》和《名号归一图》，以利检索。

现在通行的《春秋经传集解》，有《四部丛刊》三十卷本(附《年表》一卷)。《四部备要》本称《春秋左氏传杜氏集解》也是三十卷(附《名号归一图》和《年表》)。上海人民出版社在1977年据《四部丛刊》影印的宋刻本《春秋经传集解》标点出版，更名为《春秋左传集解》。

《春秋左传正义》

本书包括晋杜预的《集解》、唐孔颖达对《集解》的讲疏和唐陆德明在《经典释文》中的《左传》音义，世称注疏本，是唐朝颁布的官书《五经正义》之一，收入《十三经注疏》中，可以说是唐代以前研究《左传》的总结性著作，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现在通行是《四部备要》六十卷本。

《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

本书为清代刘文淇及其子毓崧、孙寿曾陆续纂辑。借未完，书止于鲁襄公五年。

汉初《春秋》被列为儒家经典后，研究《左传》的很多，著名的有贾逵、服虔和郑玄等人，他们的《左传》注释本，唐以后都亡佚了。清代学者因不满杜注，便重新辑补汉代学者的解说。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搜集了贾逵、服虔和郑玄的《左传》旧注，广泛采集先秦至唐代以前的各种书籍，乃至清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加以疏证。对《左传》书中涉及到的典章制度、服饰器物、姓氏地理、古历天算、鸟兽鱼虫等，都细加注释，是研读《左传》的重要参考书。不足的地方，是作者唯汉代学者的见解是从，内容也详略不一，有的地方，仅仅罗列史料，不加判断，实为未完成的稿本。

《左传选》

现在通行的《左传》选本，有很多种。今人王伯祥选注的《左传读本》(中华书局本)，按照鲁国十二君的世次统编，有关地理沿革、官氏人名以及后人研究成果，都详加采用。又今人朱东润选注的《左传选》，选文内容偏重国家大事，基本上是依据清人马骕的《左传事纬》来选编的。其注释主要依杜预的《集解》和清人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此外，尚有今人徐中舒选注的《左传选》，是以相台本《集解》为底本，同时，用阮氏《十三经校勘记》和日本《左氏会笺》所采用的金泽文库本作为校勘，择善而从。注释则多取于《春秋左传正义》、《春秋左传诂》以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等书和其他各家乃至近代学者的有关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