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思想的折衷

杜亚泉

……新旧二字，在现时之意义，颇为复杂;若仅以单简之观念为现时思想界派别之标志，则诚有似旧非旧，似新非新，浑混而不易明者。盖新旧二字，本从时间之观念发生，其间自含有时代关系，时代不同，意义亦异。即如戊戌时代之新旧，与欧战以后现时代之新旧，意义自然不同。现时代之新思想，若以戊戌时代之见解评判之，则虽不能谓之为旧，亦实不能谓之为新。今吾人欲为新旧思想之折衷，不可不将戊戌时代之所谓新旧，与欧战以后现时代之所谓新旧，表明差异如下。在戊戌时代，吾国人之思想界，显然有二种派别，当时以新旧二字为其标志，其意义本极单纯，即以主张仿效西洋文明者为新，而以主张固守中国习惯者为旧。吾人在当时，固为竭力鼓吹新思想，排斥旧思想者。然二十余年以来，时势变迁，人类社会上别有一种新动机发生，西洋之现代文明，乃不适于新时势，而将失其效用。虽当世之人，亦有不承认此新时势而诧为梦呓者，但多数之人对于此新时势固咸有所觉悟。各国之军事家、外交家及其他资本主义者，深恐现代文明被其破坏，故竭力防遏之、消弭之，以维持现代文明;而一部分之哲学家、政治家及其他劳动主义者，则深知现代文明在现时已无维持之法，惟有创造未来文明，以求救济。故现时在人类社会上，其思想又显有二种之派别。吾人若因时代之关系，而以新旧二字为之标志，则不能不以主张创造未来文明者为新，而以主张维持现代文明者为旧。人类之思想上，既有如是之派别，则有吾国人之思想，自然随之而变迁。一部分之思想家，既觉悟西洋现代文明之缺点，知完全仿效之可危;且以世界各国，关系日深，新时势之来，中国与西洋各国必处于同一境遇，故未来文明之创造，不能视为西洋人独有之要求，即不能诿为西洋人独具之责任。中国人既为人类之一部分，则对于世界之未来文明，亦宜有所努力，有所贡献。中国固有文明虽非可直接应用于未来世界，然其根本上与西洋现代文明，差异殊多，关于人类生活上之经验与理想，颇有足以证明西洋现代文明之错误，为世界未来文明之指导者;苟以科学的法则整理而刷新之，其为未来文明中重要之一成分，自无疑义。此非吾国热心国粹者自己夸负之言，即西洋学者亦屡言之。而吾国一部分之醉心欧化者，对于西洋现代文明，无论为维持的、为破坏的，皆主张完全仿效，虽陷于冲突矛盾而不顾;惟对于中国固有文明，则以为绝无存在之价值，苟尚有纤芥①之微留于国人之脑底者，则仿效西洋文明决不能完全。此种思想，固由戊戌时代之新思想推演而来。然以时代关系言之，则不能不以主张刷新中国固有文明，贡献于世界者为新，而以主张革除中国固有文明，同化于西洋者为旧。故现时代之所谓新旧，与戊戌时代之所谓新旧，表面上几有倒转之观，然详察之，则现时代之新思想，对于固有文明，乃主张科学的刷新，并不主张顽固的保守，对于西洋文明，亦主张相当的吸收，惟不主张完全的仿效而已。若以戊戌时代之思想衡之，固在不新不旧之间也。现时代之新思想，可为戊戌时代新旧思想之折衷，而吾人今日之所论者，则又为现时代新旧思想之折衷。盖现在之世界，虽为新时势发展之时期，而旧时势之余威，尚俨然存在。……新旧思想之差异，就表著者言之，不过程度分量之问题，非极端反对者。其于西洋文明，一方主张完全仿效者，一方亦主张为相当的吸收;其于固有文明，一方主张完全革新者，一方亦不主张顽固的保守。则折衷之结果，似不过于程度分量之间，为几分之加减而已。然吾人苟从根本上审察新旧思想之差异，则彼此实各处于极端，有如南北磁之异性，正负数之异号者，其差异之出发点，实根源于自然界，以自然界中，本有矛盾对抗之定律存在也。……揭其总义，则吾人主张以现代文明为表，以未来文明为里，表面上为奋斗的个人主义，精神上为和平的社会主义。不奋斗不足以生存于现世，吾人决不愿以黄老派②之玄谈，柏拉图之理想，自误误人。至共产均富之社会，虽不能实现于今日之世界，但不妨建设之于吾人之心里，吾人就其平日之所向往者，举其数端，依吾人之良心而实行之，此固吾人所可自由自主者。如吾人每日之衣食，可视为社会之公物，吾人宜为之撙节，且宜以劳动补偿之;又如吾人之财产，亦可视为社会之公物，吾既取吾之所需，有余则宜善为保存，且以补给他人之不足。以俭惜物，以勤治生，严于守己而勿吝于给人，是为中国之古君子，是为世界之新人物。

原载1919年9月《东方杂志》16卷9号

〔注释〕　①纤芥：形容细微。　②黄老派：道家派别之一。黄老之学始于战国盛于西汉，假托黄帝和老子的思想，实为道家和法家思想结合，并兼采阴阳、儒、墨等诸家观点而成。〔鉴赏〕　本文为杜亚泉在1919年9月发表的文章，距他发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不过三年。他以动静喻中西文明，是为了说明两者各有其文化结构与功能上的偏向，这是从空间上对两者关系作出评判。本文以新旧思想喻中西文化，将中国传统文化称之为“旧思想”，将外来的西洋文化称之为“新思想”，这样就把中西思想文化置之于时间的维度之下，故“其间自含有时代关系”。这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其中的关系。作者认为提出这方面的问题，是因为在社会上有一种效西洋文明为新、视中国传统为“旧”的流行观念。按照推陈出新的观念来看，合理的推论就应当由西洋文明来接替中国传统，这意味着中国只能走上仿效西方的道路而失去自身的特色。杜亚泉认为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他提出新旧思想的差异有不同的表现，有的只是表现为程度分量的不同，但也有“彼此实各处于极端”之处。若为后者，当然只能是交替变换;若属前者，可以通过“折衷”，即矫正旧思想之错误的方法来解决。仅以“仿效西洋文明”为新，也不过成似是而非之象罢了。折衷新旧思想的见解，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有合理的地方。杜亚泉写作此文，正值五四运动时期，所论“文明”、“思想”，不仅与学术文化问题的考察有关，而且涉及关于中国社会现状的认识、将来发展的预期，及社会形式、经济模式与其相关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设想。文章虽冠之以“思想”主题，但展开论述时往往会有散发开去之言论。如在讲到新旧思想之差异时，作者所举的是人类生活的例子;说到西洋现代文明时，举应用科学与机械的例子，进而引出有关社会制度建设、社会经济体制设立等方面的思考。这里的内容与先前的主题有所游离，似不尽合理，然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是十分必要且切合实际需要的。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与三年前一样，他的文章也引起了一场社会关注的论辩。此文发表后不久，10月份在《时事新报》上，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发表了《新旧与调和》一文，对杜亚泉提出的新旧思想“调和论”加以批判。针对杜氏要求对新旧思想折衷的观点，蒋梦麟提出新思想是一个“进化”的态度，抱此态度的人视我国传统生活为不满足，故而要时时改造思想，批评传统的生活和思想。新陈代谢是进化的道理，自然的趋势，不是机械的调和。对此，杜亚泉给予了及时的回应，他写了《何谓新思想》，刊发在次月的《东方杂志》。文中对蒋氏的“新思想”定义提出质疑。说蒋氏关于“新思想是一个态度”的界说不能成立。因为态度非思想，态度呈露于外，思想活动于内，态度属于情的表示，思想专属于智的作用。二者不能混同。蒋梦麟于《时事新报》再撰《何谓新思想》，为其新思想定义辩解，坚持主张“新思想”是指一个向进化方向行进的态度。认为这种理解与其哥伦比亚大学同学胡适的观点是一致的。第二年2月，杜亚泉在其主编的《东方杂志》上转载蒋梦麟文章，并附自己的评论，以作回应。从行文看，杜、蒋两人的观点分歧在于对“新思想”的解释上。蒋梦麟将新思想归结为一个“进化的态度”，是五四新思潮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具有“进化”取向的“评判的态度”，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共同精神”，它表征着新文化运动回应现代性挑战而变革传统的文化批判精神。杜亚泉强调“新思想”非“态度”，所要厘清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人们除了在情感上除旧表示之外，还应当具有一种理性的分析评判精神，对这一时期出现的激情有余而理性有所偏失的状况作了揭示。在这场论辩过程中，杜亚泉对推倒一切旧习惯的极端反传统倾向的批评，可谓是对五四时期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最早批评。综合他在本文及其他文章中的观点，可以看到他心目中的新思想者，只是依吾人之理性，于事物或观念间，揭示出其中的相互联系。他曾在不同场合举例，指出如皇权神授是旧思想，民主的政治思想相对而言为新思想，民主的经济思想又为新思想;上帝造人说为旧思想，生物进化论为新思想，而当今流行的互助论则又为新思想。所以新旧的概念属于历史范畴，只有时间上的相对意义，时代不同则新旧意义自异。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新旧思想不是极端的对立，应当看到新中有旧、旧中有新。解决新旧思想冲突的最好方法，就是新旧思想折衷和文化调和。这种观点应当说是有一定道理的。文化的演进是一个世世相承、连绵不断的过程，新文化形态的形成，必然是在继承旧文化形态的基础上，并发生若干变革的状况下实现的。如谚语所说，阳光下没有全新的东西一样。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新旧形态的文化的具体内容固然不同，但它们的关系只能是处于既有冲突，又有协调的状态中。人类文化形态的进化，必定是一个延续与变革相统一的过程。新青年派所坚持的文化一元进化论，是无法解决新旧形态文化的延续性问题的。由此来看，杜亚泉的观点自有其正确的一面。杜亚泉的新旧思想分析中，也有过分强调新与旧之间相对性与协调性、否认差别的绝对性的一面，他强调西洋文明的弊病和退回儒家文化，这是他文化观点的后退，是他在当时受到时人批评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