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观(节选)

张君劢

诸君平日所学，皆科学也。科学之中，有一定之原理原则，而此原理原则，皆有证据。譬如二加二等于四;三角形中三角之度数之和，等于两直角;此数学上之原理原则也。速度等于以时间除距离，故其公式为S=原载北京《清华周刊》第272期。又见《科学与人生观》上册，亚东图书馆1923年12月初版

〔注释〕　①生计学：经济学。　②哥罗巴金：即克鲁泡特金(1842—1921)。俄国革命家和地理学家，无政府主义重要代表人物，“无政府共产主义”创始人，发表论文《互助论：进化的一种因素》等。主张进化的重要因素是合作而不是竞争，因此人类社会应该发展成分散的、非政治的、合作的社会，人们不受政治、宗教、军队的干预，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　③哈德门：即哈特曼(1842—1906)。德国哲学家。　④兰勃尼孳：即莱布尼兹(1646—1716)。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在数学上，和牛顿先后独立发明了微积分。在哲学上，和笛卡儿、斯宾诺莎被认为是17世纪三位最伟大的理性主义哲学家。　⑤黑智尔：即黑格尔(1770—1831)。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集大成者。对后世哲学流派，如存在主义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⑥论理：指逻辑。　⑦以太：古希腊哲学家所设想的一种物质。19世纪物理学家认为它是一种曾被假想的电磁波的传播媒质。　⑧罗素(1872—1970)：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代表作《西方哲学史》、《人类的知识——其范围和界限》等。　⑨杜里舒(1867—1941)：德国哲学家、生物学家。主张生物机体的发展、变化由一种非物质的、神秘的、超自然的“整体原则”所决定和支配。20世纪20年代曾来中国讲学，并对当时中国思想界产生重要影响。　⑩孔席墨突：意思是孔子、墨子四处周游，每到一处，坐席没有坐暖，灶突没有熏黑，又匆匆地到别处去了。形容忙于世事，各处奔走。　[[!B11]]《佛乌斯脱》：即歌德的剧作《浮士德》。　[[!B12]]沙士比尔：即莎士比亚(1564—1616)。英国戏剧家、诗人，也是全世界最卓越的文学家之一。　[[!B13]]华格那：即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也是德国歌剧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前接歌剧传统，后启浪漫主义歌剧作曲潮流。〔鉴赏〕　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对人类生活影响的与日俱增，道德、理想、人的终极关怀等问题日益凸显，科学与人的关系问题，越来越成为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张君劢(1887—1969)，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最早明确提出科学与人生观这一重要问题。他早年留学日本、德国，1915年回国后，先后任上海《时事新报》总编、段祺瑞所设的“国际政务评议会”书记长、冯国璋总统府秘书、北京大学教授等职。1923年2月14日，应著名学者吴文藻之邀，在清华大学作“人生观”的演讲，演讲词随之发表于《清华周刊》第272期。意想不到的是这次偶然的讲演，却在中国学术界掀起轩然大波，引发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一场重要的论争，即“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亦称“科玄论战”。既有相当儒学造诣、又有深厚西学背景的张君劢，在演讲中开宗明义指出，科学与人生观是根本不同的：“科学之中，有一定之原理原则，而此原理原则，皆有证据”，而人生观却因“彼此观察点不同，而意见各异，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莫若人生观”。张君劢比较了科学与人生观的五大差别：(1)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2)科学为论理的方法(归纳与演绎)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3)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4)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5)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特征是互同，有公例可求，而人生观则起于人格之单一性，特征是各异，无公例可循。科学无论如何发展，对解决人生观的问题是无能为力的。人生观有自己的所属领域，不受科学的支配。他的结论是：“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与梁漱溟一样，张君劢也推崇柏格森哲学，是个唯意志论者。在《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一文中，他这样概括自己的玄学：“此新玄学之特点，曰人生之自由自在，不受机械律之支配，曰自由意志说之阐发，曰人类行为可以参加宇宙实在。”在张君劢看来，意志有绝对品性，完全不受因果关系的约束。人类的一切活动，以自由意志为根源：“甲一说，乙一说，漫无是非真伪之标准。此何物欤·曰，是为人生。”张君劢列举了大家族主义与小家族主义、自由婚姻与专制婚姻、守旧与维新、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有神论与无神论等对立的事项，以为对立的双方都能够自由选择，从而阐明其所谓的“人生观”为个人意志自由产物的观点。演讲结束后，张君劢的挚友丁文江首先发难，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玄学与科学》一文，对张君劢的人生观进行批驳，“科玄论战”正式爆发。在“科学与哲学”的时代主题下，胡适、陈独秀、梁启超、吴稚晖、张东荪等学界名流纷纷发表文章，参与论战。他们对“科学与哲学”、“科学与道德”、“理性与非理性”、“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等课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争鸣，形成了以丁文江、胡适、王星拱、吴稚晖为代表的科学派;以张君劢、梁启超为首的玄学派和以陈独秀、瞿秋白为首的唯物史观派。科玄论战波及当时中国大半个知识界，其论题之广泛，学者之众多，文章之精彩，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所罕见。这三派的论战文章有28篇，收入《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中，由亚东图书馆于1923年11月出版。科玄论战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哲学和文化的走向。《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书的作者郭湛波说，20世纪以来，中国思想界的论战大体有四次：第一次是以“新青年派”为代表的反孔与尊孔的论战，第二次是东西文化论战。这两次论战均为“大战的准备”，而1923年“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才是“大战突发”，“血战数次，以决胜负”。这次论战因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一文中向胡适发出挑战，“又种下下次思想论战的种子”，即后来的“中国社会史论战”。贺麟《当代中国哲学》中认为，从20世纪20年代起，“我们中国才开始有够得上近代大学标准的哲学系”，“才开始有专门性质的哲学刊物”。科玄论战的实质是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的问题。1934年，张君劢在广州岭南大学回顾当年的论战时，在坚守“人文与自然”有根本差别的同时，申明了自己对科学的态度，他说：“我们受过康德洗礼的人，是不会看轻科学或反对科学的”，只是“我们不单接受西洋科学中之现成结果，同时我们须能够对于科学本身，或者说对于科学的前提，加以思考，加以批评。”1943年，张君劢在为张东荪的《思想与社会》作序中言，“东方所谓道德，应置之于西方理智光镜下而检验之。西方所谓理智，应浴之于东方道德甘露之中而和润之。然则合东西之长，熔于一炉，乃今后新文化必由之途辙。而此新文化之哲学原理，当不外乎吾所谓德智主义，或曰德性的理智主义”。这或许可以为处理两者的关系提供有益的参考。今天在面对生态失衡、环境污染、食品安全、道德滑坡等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时，人们不得不去认真思考“科学”与“人文”的关系话题。科学求真，人生求善，如何统一两者，使之协调发展，确实是人类永恒思索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