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吴小如

韩愈

太行之阳有盘谷。盘谷之间，泉甘而土肥，草木丛茂，居民鲜少。或曰：“谓其环两山之间，故曰盘。”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势阻，隐者之所盘旋。”友人李愿居之。

愿之言曰(1)：“人之称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泽施于人，名声昭于时，坐于庙朝，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则树旗旄，罗弓矢，武夫前呵，从者塞途；供给之人，各执其物，夹道而疾驰。喜有赏，怒有刑；才俊满前，道古今而誉盛德，入耳而不烦。曲眉丰颊，清声而便体，秀外而惠中，飘轻裾，翳长袖，粉白黛绿者(2)，列屋而闲居，妒宠而负恃，争妍而取怜。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者之所为也。

“吾非恶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3)。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采于山，美可茹(4)；钓于水，鲜可食。起居无时，惟适之安。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车服不维(5)，刀锯不加(6)，理乱不知，黜陟不闻。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我则行之。

“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7)，口将言而嗫嚅(8)，处秽污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儌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9)!”

昌黎韩愈闻其言而壮之，与之酒而为之歌曰：

“盘之中，维子之宫；盘之土，维子之稼(10)。盘之泉，可濯可沿；盘之阻，谁争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11)；缭而曲，如往而复。嗟盘之乐兮，乐且无央；虎豹远迹兮，蛟龙遁藏；鬼神守护兮，呵禁不详。饮则食兮寿而康，无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车兮秣吾马(12)，从子于盘兮，终吾生以徜徉!”

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曾表彰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其实，这只看到了韩愈提倡古文的一个方面。如果翻阅一下韩愈的全部文章，就会感到他写的散文不仅要“起八代之衰”，而是企图集古今之大成，在继承先秦两汉、魏晋六朝各体文学作品的基础上走一条创新的路。

自六朝以来，有文、笔之分，所谓“有韵为文，无韵为笔”。《送李愿归盘谷序》原是散文，但文中押韵的句子并不少(韵脚却很自由)，可谓融文笔为一。其文总的间架结构是散体，但具体描写却多偶句，可谓融骈散为一。铺陈摹写处文句有时有韵，有时无韵，俨然开唐宋古文赋(如《阿房宫赋》、《秋声赋》、《赤壁赋》)之先河，而实际则直接继承了汉魏六朝赋体的特点。篇末以有韵歌词作结，这首歌前一半象《诗经》和《石鼓文》，后一半则全用《楚辞》句型，可以说做到《诗》、《骚》二体巧妙而有机的结合。难怪前人认为晋无文章，只有一篇陶渊明的《归去来辞》而已(欧阳修语)；唐无文章，只有一篇《送李愿归盘谷序》而已(苏轼语)。话虽稍近夸张，实足以说明其文之确具特色。

下面谈谈这篇文章的结构艺术。一言以蔽之，可以说它是以“偶”为主的。所谓“偶”，指两两相称或彼此对比。但在相称或对比之中又有所侧重，显得在排比对偶中有变化，并不要求整篇的布局绝对均衡。我试名之曰“偶中有奇(畸)”。如第一段写盘谷，用传统史书的术语说应属于“记事”性质，而后面李愿的大段发言以及韩愈送行的歌词，皆属于“记言”性质。“记事”部分只说了简短的一段，而“记言”部分则占了全文绝大部分篇幅。这就是偶中有奇。至于“记言”部分，又以李愿之言为主，韩愈相送的歌词不过是陪衬之笔。但作者此文本为送人而作，理应作者是主而李愿是宾。今则以宾为重点，主反退居次要地位，这又是偶中有奇。李愿的话共划分为三个自然段，人物虽属于两个范畴，却包括着三种身分，这还是偶中有奇。对于“人之称大丈夫者”，其描述共分在朝、出外和平居日常生活三层，这仍是偶中有奇。而对第三层的描写，虽分外有“才俊满前”，专门阿谀奉承和内有“粉白黛绿者”列屋争妍这两个方面，看似均衡布局，然而对后者的描写笔墨偏多，以见其在荒淫享乐方面尤重于爱听歌功颂德的话，依旧是偶中有奇。第二段写“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又分三小节(“三”为奇数)：一是生活上“惟适之安”，二是精神上的“无忧于心”，三是对世事的不闻不问。而这第三小节却是一、二两小节的一个小结。其偶中有奇的结构特点更为显然。

末一段歌词，从“盘之中”到“如往而复”共六小节，都是两句一节，比较匀整。但前三节和第五、六两节都是实写，独第四节为虚笔，并不相称。从“嗟盘之乐兮”至结尾“终吾生以徜徉”，也是六小节。但这后一个六小节与前六节不同。前三节是泛说，每节三句；中二小节是指李愿，每节一句；最后一小节是说自己，却写了三句。看似匀整，却屡有变化。这也属于“偶中有奇”。

本篇的主题思想也不是一眼就看得出的。歌公正隐者僻居山林之乐，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但这是最表面的意思。而讥刺豪门权贵的炙手可热和嘲讽“伺候”、“奔走”之徒的厚颜无耻，则是比较深入一层的揭露了。至于通过李愿之口，强调穷通“有命”，宣传明哲保身之道，应属文章的局限性，然而这仍非作者之意的主旨。作者真正的用心所在却若隐若显地体现在李愿所说的三段话的后两段中。那就是：所谓：“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的“大丈夫”，其当权得势和荒淫享乐的好运气实际是不会长久的。冰山易倒，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倾轧，达官贵人因胡作非为而招来的飞灾横祸，这正是中唐时期经常出现的社会现实。李愿正是针对这种活生生的现实才发出这样的感慨：“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车服不维，刀锯不加”，以及“处秽污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这一类的话。所以韩愈在送李愿的歌词中提到了“虎豹逐迹兮，蛟龙遁藏；鬼神守护兮，呵禁不祥”。“虎豹”、“蛟龙”显然是比喻，而“不祥”的实质则是指当时黑暗腐朽、瞬息万变的动荡政治局面。

但韩愈的文章是写得相当巧妙的。在李愿对“人之称大丈夫者”一段描述中，明明是讥刺，看去却仿佛歌颂；明明是揭露，看去却仿佛夸耀。甚至愈写愈铺张，看去似艳羡口吻，实际却是无情鞭挞。而对这种“大丈夫”所即将面临的危险处境，却含蓄地停顿不说下去，然后在后面的几段话中曲折地把真意透露给读者。所谓“儌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即是说无论高高在上的达官贵人或依附于权豪之门的无耻之辈，能保全首领活下来的不过是极少数的例外而已。因此我认为，六朝骈文虽辞采富赡，典故很多，但文章内容却比较直接了当，没有什么深度；唐宋八家的古文，看似平淡质实，而它们所反映的思想内容却深微曲折，不是一下子就能从表面上看得出来的。然则苏轼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其真正可贵处反而在此不在彼呢。质之读者，不知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