掘发人性

罗　荪

E.史登别格在《国际文学》一月号上写的一篇纪念鲁迅的文章中说：“鲁迅是老练地解剖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的本质而给予生活、习惯、道德的真实描写。阿Q之成为中国文学里最普遍的形象并不是偶然的。”这是不错的，正因为鲁迅发掘了真正中国人民的人性，剖解了这个老中国的国民性，展示给我们看了——这末一幅阿Q相，这末一个阿Q精神。自然，有些人恼怒了，有些人笑笑就算了。而更聪敏的却是一种变戏法的手段，那就是有一个时期所宣传的阿Q精神的被枪决。实际上，这个“人性”仍然活在我们的土地上。被枪决是另外一种。我说的这另外一种，也确乎渺小，但也颇有伤于体面的。我很清楚的记得民国二十四年的北平，气焰已然很高的敌人曾经强迫我们把挂在鼓楼上的一块匾摘了下来，这块匾上写着“明耻楼”①三个字。嗯，谁都知道那时候的华北是怎样的情形吧，“明耻”怎末能成呢。但是连这种欺骗的慰藉方法也不准存在的时候，我们不是又看见了水龙和大刀么·虽不免有伤于体面，而那威严却仍然在的。然而，阿Q精神却实实在在还活着。鲁迅的许多杂文，是帮助我们发掘中国人性的宝库。在《忽然想到之四》中，他说：“其实这些人是一类，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国虽完，自己的精神是不会完的，——因为都能变出合式的态度来。倘有不信，请看清朝的汉人所做的颂扬武功的文章去，开口‘大兵’，闭口‘我军’，你能料到被这‘大兵’、‘我军’所屠杀的就是汉人自己么·你将以为汉人带了兵将别一种什么野蛮腐败民族歼灭了。”又说：“然而这一流人是永远胜利的，大约也将永久存在。在中国，惟他们最适于生存，而他们生存着的时候，中国便永远免不掉反覆着它的命运。”这一流“永远胜利”着的人，不是到今天还活神活现的在我们眼前摆着“威风”么·他们不但有一套“安天知命”的哲学，他们更有一套“适于生存”的方法，那就是投机。这就是“中国虽完，他们仍然不完的”，因为他们还有新的“主子”，新的“我军”。而且，他们更多有一套“反来覆去”的戏法，只要“适于生存”，今天去了，明天又回来;今天称“逆”，明天仍然可以称为“氏”的。这不是只有他们才是“永远胜利”着吗·这是一。还有，鲁迅在一篇通讯中解释了所谓“听天任命”，所谓“中庸”，并不仅仅是人的惰性，“其实是卑怯”。他说：“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②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正是“卑怯”的一种最好的解释，“命运”和“中庸”恰恰是欺人骗自己的一种“慰藉”，也就是“精神胜利”的一种。我们不是常常看见一些人物，纵做奴隶，也还有一篇洋洋洒洒的宣言。倒并非是不甘寂寞，而是表示自己的“胜利”的存在。纵为“奴隶”，也还有个“总管”的地位。这一幅“奴才相”，不仅是“注定的命运”，而是早已是“老家法”了。这是二。还有，那就是“暴君”和“奴才”可以同时荟萃于一身，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奴隶总管正是。鲁迅在《忽然想到之七》中说：“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这是卑怯的人性，这是“奴才暴君”的本相。不是阿Q当赵老太爷怕起革命的时候，也曾幻想着对于仇敌们的报复么·但是那种“凶兽样的羊”一经幻灭，立刻就是更加懦弱而可怜的羊了。这是三。凡这些，都是蒙住人性的假面，虽是卑怯，却要装出勇敢相来，虽是奴隶，却要扮做总管模样，真话，实相便渐渐少下去，剩下来的是好听的假话，好看的假面。鲁迅揭了它，还它以原相。为什么鲁迅要一再的说，中国的得救，“只好先行暴君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要“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这就是要有中国的真正的人性，要发掘那卑怯的，丑陋的，自私的人性;暴露那摆在表面的好看的假面。而要有能敢说、敢笑、敢怒、敢骂、敢打的勇于正视生活的人性。只有这样，才能把阿Q精神从我们中间扫除掉;只有这样，才能撕毁被“老法子”沿下来的一幅面团团相;只有这样，才能换上新的胚胎;只有这样，才能有中国的真正健康的人性。

作于1940年10月15日选自1943年版《小雨点》

〔注释〕　①明耻楼：即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营建的北京钟鼓楼。据谈迁《北游录》记载，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二楼毁于火灾，乾隆时重建，嘉庆五年(1800年)重修。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京师时，钟鼓楼上文物遭到了破坏，建筑幸免于毁。1923年将鼓楼改为明耻楼，第二年复改为齐政楼。1957年钟鼓楼被列为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钟鼓楼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②护符：一种佩饰，被认为对佩戴他的主人有神奇的保护力量。〔鉴赏〕　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揭开了人性中软弱、狡诈和势利眼的一面，阿Q这个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本性的一个侧面。在阿Q身上，暴露出中国病态的国民性，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下中国人卑琐情状的缩影。如果说，鲁迅这篇小说是暗示性的，那么他的杂文对中国人身上的阿Q精神就直截了当，毫不客气，大加笔伐了。

1928年有人撰文，说阿Q时代已经死去，它没有代表现代的可能，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了罢!罗荪的《掘发人性》写于1940年，他明确指出：“实际上，这个‘人性’仍然活在我们的土地上。”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肆无忌惮地蹂躏中国大地的时候，中国人甚至连做阿Q的颜面都没有。1935年的北平，气焰嚣张的敌人强迫中国人把挂在鼓楼上标有“明耻楼”的匾摘下，中国人知耻的精神慰藉方式也被剥夺了。这就是“阿Q精神的被枪决”。中国人只允许在“水龙和大刀”之下，老老实实做侵略者的顺民。这是何等悲哀!更为可怕的是，“阿Q精神却实实在在还活着”。这是作者对国人的当头棒喝，是对国人灵魂的警醒。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罗荪是一位积极投身抗战的爱国作家和文化战线上的斗士。在他看来，鲁迅的许多杂文，就是“帮助我们发掘中国人性的宝库”，没有过时。他从鲁迅所开列的一些社会现象，加之他自己对现实的观察和思索，对国人的人性中仍然存在的阿Q精神给予痛心疾首的揭露、嘲讽和批判，揭示了改造阿Q精神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并呼唤“中国的真正健康的人性”，因而显得意味凝重、深长。文中举出当时社会中仍然存在的阿Q精神的三种表现。其一，善于见风使舵，在任何处境中都能够像“变色龙”，伶俐活泼，趋时附势，自鸣“永远胜利”。城头变幻大王旗，对他们来说根本无所谓，他们早已谋算，只等拿出表演技能，不论是非，可以应变，玩“反来覆去”的戏法，去适应新的主子，去干伤天害理的坏事。那些人挥舞对着自己国人的屠刀，“活神活现的在我们眼前摆着‘威风’”。“他们不但有一套‘安天知命’的哲学，他们更有一套‘适于生存’的方法，那就是投机。”其二，以“听天任命”，满口“中庸”、“命运”为自己的卑怯行为辩解。既骗人，又骗己，也是“精神胜利”之一种。这种人纵然做了奴隶，“也还有一篇洋洋洒洒的宣言。倒并非是不甘寂寞，而是表示自己的‘胜利’的存在”。其三，暗喜于纵然是奴隶，还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奴隶总管，露出洋洋得意的“奴才暴君”的本相。毕竟手中有权，管着众多奴隶，是可荣耀的。在他们眼里，这样的位置还是有社会地位的，有体面的，故欣欣然也。这也是鲁迅曾刻画过的人，见着比他更凶的便现出羊貌，见着比他更弱的便现出凶兽貌。故罗荪说：“但是那种‘凶兽样的羊’一经幻灭，立刻就是更加懦弱而可怜的羊了。”这些是典型的阿Q精神的再现。鲁迅之所以一再说，要“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就是提倡要有光明磊落的真正的人性。罗荪忠实地继承了鲁迅的主张：“要发掘那卑怯的，丑陋的，自私的人性;暴露那摆在表面的好看的假面。而要有能敢说、敢笑、敢怒、敢骂、敢打的勇于正视生活的人性。”今天人们早已告别了那个黑暗的时代，但腐朽的东西依然存在，封建主义的幽灵没有完全消失，而且会穿上新衣，打扮得很美丽。作为个人，对社会进步应当担负起社会责任。尽管一己之力微不足道，也要正视社会现实，思考如何挺起脊梁骨，堂堂正正地做人，敢于向生活中负面的东西、荒谬的现象宣战，以诚实的努力，伸张正义，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唯利是图，蝇营狗苟，一切向钱看，或卑琐委顿，见风使舵，或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是戕害、腐蚀人心的一副毒药。时代的进步，促使人们思考如何正视社会和自身的不足，从自身做起，自省自励，发掘人性中健康向上的东西。让新的健壮的胚胎生长起来，增强自我提升的能力。这对于社会的扬善惩恶，有着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