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昔南行舟系汴②，逆风三日沙吹面。舟人共劝祷灵塔③，香火未收旗脚转④。回头顷刻失长桥⑤，却到龟山未朝饭⑥。至人无心何厚薄⑦，我自怀私欣所便。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⑧。今我身世两悠悠⑨，去无所逐来无恋⑩，得行固愿留不恶，每到有求神亦倦。退之旧云三百尺(11)， 澄观所营今己换(12)。不嫌俗士污丹梯，一看云山绕淮甸(13)。

【注释】

① 泗州：古州名。州城旧址在今江苏盱眙东北，当时为南北交通要冲，清康熙时沉入洪泽湖中。 僧伽：唐高僧，本西域何国人，高宗龙朔初年入唐，至江淮建寺于泗州，中宗赐额为普光王寺。景龙四年卒，葬于泗州，建塔供养，即僧伽塔。

② 南行：指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苏轼护送父亲的灵柩舟行归蜀，自汴入泗、淮至扬州的一段路。途中曾阻风泗州。 汴：汴河，在徐州合泗水东流入淮。泗州城即当汴水入淮之口。

③ 舟人：船工、船夫。

④ 旗脚：旗的下端。

⑤ 长桥：在泗州城东。

⑥ 龟山：在泗州东北，洪泽湖中。

⑦ 至人：完人，道德修养达到最高境界的人，这里指僧伽大师的神灵。 无心：无成心，初无本意。

⑧ 造物：指天。古时认为天造万物，称天为造物主。

⑨ 身世：指人生的经历、遭际，这里犹言前途。 悠悠：安然自得貌。

⑩ 去：指将往之处。 来：指所从来之处。

(11) 退之：唐代文学家韩愈，字退之。

(12) 澄观所营：僧伽塔后遭水漂火焚，唐德宗贞元十五年由僧澄观重修。

(13) 甸：古时城外曰郊，郊外曰甸。 淮甸：这里指淮河地区。

【评析】

这首诗写于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作者离京赴杭州通判任途中。这次外放，是苏轼自己要求的。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在两次《上神宗皇帝书》和《拟进士对御试策》中，直言不讳地批评了新法，得罪了当权的变法派，因而遭到诬陷。御史谢景温诬告他扶丧返川时偷贩私盐，苏轼虽实无其事，却感到很难继续在朝中立足，于是主动要求出任地方官，被任命为杭州通判。

这是苏轼一生中第一次遭到诬陷，也是他走上仕途后第一次政治上的失意，他此时的心情是不无惆怅的。但他善于从逆境的苦闷中解脱出来，用随缘自适的思想来安慰自己，他的《泗州僧伽塔》一诗，就很生动地表现出他那种忘怀得失、 超然旷达的胸怀。

这首诗的开头，作者回忆了英宗治平三年护送父亲的灵柩南行过泗，祷风于神的情景：一连三天逆风，船只停在岸边，无法前进。船工们告诉苏轼，僧伽塔是个求风得风，求雨得雨的神塔，劝他向僧伽大师的神灵祈祷。他照着做了，结果果然灵验，祝告的香火还没有燃尽，猛刮了三天的顶头风已经改变方向，变成顺风为他助行了。清晨从泗州城东的长桥出发，乘风破浪，顷刻之间，长桥已经远远消失在背后；船到龟山，竟还不到吃早饭的时辰。在这六句诗中，沙吹面是极言阻风之苦；香火未收旗脚转是极写风向转变之快；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未朝饭二句，更是极夸张地把顺风行舟之速写了出来。作者使用这些夸张的描写，似乎是为了充分显示神塔的灵验，可是下面的六句诗，却陡然一转，得出了出人意外的结论。

至人无心何厚簿，我自怀私欣所便这两句，提出了一个问题：道家强调至人无己，无己就是无我；既然无我，做一切事情就必然无成心、无好恶，初无本意、事出自然，这就叫无心。佛教讲所为无心，有心则不安，无心则自乐。(《宗镜录》)也是同样的意思。既然至人是无心的，对待世人就理应无所厚薄，怎么会对焚香祝告、有求于我的，就格外给予恩惠；而对不曾拜求的人就不予帮助呢？那岂不是成了有厚有薄了吗？我出于私心，遇到顺风，不过是喜乘其便而已，与至人神佛又有什么关系呢？

下面的四句，是从反面对这一层意思的进一步发挥：假设神佛是灵验的，那么，以农事而论，正在耕田播种的希望下雨，正在收割打场的却希望天晴，该怎么办？就行船来说，南来北往，去者若得顺风，来者必然顶风，又该满足谁呢？如果人人向神佛祈祷都能得到满足，老天爷岂不是要一日千变了吗？这显然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是一个摆在人人面前的极简单的事实，可是却从没有人由此想到拜求神佛的虚妄。在这里，苏轼用极平常的事例，极通俗的语言，将一个深奥的哲学道理，轻轻点破了。

过去人们分析苏轼的这几句诗，对其否定神佛、不讲迷信这一点，议论较多，我们不再多谈。我们觉得，这里需要注意另一个方面，即：作者批判的矛头，更主要的是指向人、指向人们那种种自私的欲望，以及为了满足私欲而求神拜佛的虚妄行为。在作者看来，天下人的私欲是互相冲突、彼此对立的，现在每个人都为自己的私心去拜神求佛，即使神佛真的有灵，也不可能同时给以满足，结果只能暴露出为私祈祷者的愚蠢和可笑罢了。这是这六句诗所表达的主要思想。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对下文中作者的思想感情，就比较清楚了。

今我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怨。得行固愿留不恶，每到有求神亦倦。正因为否定了人生的私欲，所以作者在宦海沉浮的重要时刻，却感到了身世的去亦悠悠、来亦悠悠，对前途安然自若起来。前去杭州赴任，并不是为了追求什么；而对朝廷，也没有什么留恋。在人生的道路上，去留行止，一任自然；就眼前讲，顺风得行固好，逆风留住也不是什么坏事。这样当然也就无须再去祷塔祈神，何况神灵也常常倦怠、并不那么灵验呢!这些话说得很平静、很轻松，视仕途功名如无物，完全看不到失意的悲苦和消沉。纪昀评此诗极力作摆脱语，正是抓住了作者这种忘怀得失的达观态度，说得是不错的。

诗的最后，回到泗州僧伽塔这个题目上来。韩愈曾有《送僧澄观》诗，记此塔之兴废：构楼架阁切星汉，夸雄斗丽止者谁？僧伽后出淮泗上，势到众佛尤恢奇清淮无波平如席，栏柱倾扶半天赤，火烧水转扫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影沉潭底龙惊遁，当昼无云跨虚碧。借问经营本何人？道人澄观名籍籍。可知僧澄观重修的僧伽塔有三百尺高，非常宏丽。可是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及雍熙元年，此塔又经重修(见《高僧传》及《释氏稽古录》)，苏轼所见到的，已经不是唐代模样了，所以有退之旧云三百尺，澄观所营今已换这样的话。但苏轼并没有对塔作进一步的具体描写，而是一句打住，下面便以登塔看山作结了。纪昀说此诗结尾层层波澜一齐卷尽，只就塔作结，简便之至。(《纪评苏诗》卷十八)其实在这简便中是包含着深意的。这首诗以祷塔始，以登塔结，这里正写出作者前后胸次的不同；而百尺丹梯，眺望云山，寄情山水、忘怀得失，作者豁达的襟怀，高洁的志趣，也尽在不言之中了。这样戛然而止的结尾，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余地。

这首诗在写作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即事明理、长于理趣。清代的查慎行曾说苏诗游戏成篇，理趣俱足(《纪评苏诗》引查慎行语)，苏轼自己在谈到艺术创作时，也曾强调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确实善于对生活的矿藏进行深入的开掘，在自然现象、生活场景的具体描述中，巧妙地融入哲理的思考，从而表现出引人入胜的妙理奇趣。在现实生活中，农夫为了晴、雨而祷神，船家为得顺风而求佛，这本是极平常的事，而作者却能够穷究事理，从自己祷塔求风的亲身体验，联想到人们互相冲突的种种欲望不可能同时得到满足，从而引出了拜求神佛之为虚妄的结论。这样的结论，不是简单的议论入诗，而是思想和形象的水乳交融，是从人人可见的生活现象中升华出来的深刻哲理，所以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这首诗的语言诙谐幽默，说理透彻明白，虽纯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话(《纪评苏诗》卷十八)，像逆风三日沙吹面、香火未收旗脚转、却到龟山未朝饭等句，几乎是全以白话入诗。又如去得顺风来者怨一句，因写了来者之怨，则顺风而去者的欣喜愉快不言自明；因写了去得顺风，则来遇逆风自喻。七字之中，包含四义，却写得生动流畅、毫不隐晦。像这些地方，都很典型地显示出苏诗散文化的倾向和长于议论的特点。

这首诗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即作者善于化用前人的诗句。比如舟人共劝祷灵塔，香火未收旗脚转。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未朝饭四句，显然是化用了宋代梅尧臣《龙女祠祈顺风》中的舟人请余住，出庙旗脚转、长芦江口发平明，白鹭洲前已朝饭等诗句。但两相比较，我们却不难发现，苏诗中的共劝、香火未收、回头、顷刻、失、未等词，大大增强了形象的生动和鲜明，苏作也因此而显得更加神完气足。又比如，宋代的王应麟曾指出，刘禹锡《何卜赋》中的同涉于川，其时在风。沿者之吉，泝(溯)者之凶。同艺于野，其时在泽。伊穜(种)之利，乃穋(先熟)之厄。实为苏诗耕田二句所本(见《困学纪闻》卷二十)。但二者的区别却是显而易见的：苏诗简练、明快，驾驭文字更加得心应手。后来有人说苏诗以十四字包尽刘赋三十二字义，的确并非溢美之辞。

对于宋诗化用前人诗句的问题，过去曾有很多争论。赞成者褒之为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反对者詈之为剽窃之黠者、只是向古人集中作贼，两种意见针锋相对，长期争执不下。我们觉得，这是不能一概而论的，恐怕还是要对具体问题做一些具体分析。比如苏轼此诗，虽然受到前人诗赋的某些影响，却绝非亦步亦趋地摹拟抄袭，其语言上的创造，意境上的发展，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全篇而言，苏作更是远远超过了前人。这种把前人的艺术营养化入自己诗歌生命中的作法，我们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加以肯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