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尽情放浪多年，身心俱伤，死在名妓赵香香家。他既无家室，也无财产，死后无人过问。谢玉英、陈师师一班名妓念他的才学和情痴，凑一笔钱为他安葬。谢玉英曾与他拟为夫妻，为他戴重孝，众妓都为他戴孝守丧。出殡之时，东京满城妓女都来了，半城缟素，一片哀声。这便是"群妓合金葬柳七"的佳话。

据明万历《镇江府志》卷三六附记，直到王安礼知润州时，才将柳永安葬在北固山下。但查了一下资料历来文学史家均语焉不详。宋代以后各家记载，也是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归纳起来，其说有四：

一、卒葬湖北襄阳说。宋祝穆持此说，祝在《方舆胜览》中记载：柳永卒于襄阳，死之日，家无余财，群妓合资葬于南门外。每春日上冢，谓之“吊柳七”，也叫“上风流冢”。渐渐形成一种风俗，没有入“吊柳会”、上“风流冢”者，甚至不敢到乐游原上踏青。这种风俗一直持续到宋室南渡。后人有诗题柳永墓云：乐游原上妓如云，尽上风流柳七坟。可笑纷纷缙绅辈，怜才不及众红裙。

二、葬湖北枣阳花山说。宋曾达臣（敏行）、元陈元靓持此说。曾在《独醒杂志》中记载：“耆卿墓在枣阳县花山，每岁清明词人集其下，为吊柳”。陈在《岁时广记》中亦载：柳耆卿“掩骸僧舍，京西妓者鸠钱葬于县花山，其后遇清明日，游人多狎饮坟墓之侧，谓之吊柳七”。《枣阳县志》记载：“宋词人柳耆卿（即柳永）墓在兴隆镇花山”。据说柳永晚年游历到枣阳，与教坊乐工和歌妓为伴，靠作曲填词度日，后来死在枣阳兴隆一带，还是歌妓们凑钱将他安葬在兴隆镇西北3公里外的花山上。

三、卒京口、葬北固山或银山说。宋叶梦得（少蕴）持此说。叶在《避暑录话》中记载：柳永“终屯田员外郎，死旅，殡润州僧寺，王和甫为守时，求其后不得，乃为出钱葬之。王和甫究竟葬柳永于何处？叶梦得未提及。据传北固山下有已湮没的柳永墓。但明代正德《丹徒县志》有“屯田郎柳永墓在（丹徒）土山下”，万历《镇江府志》不但有同样记载，而且记载了在土山下发现的柳永墓志铭残碑的部分内容。

元代镇江籍学者俞希鲁所撰《至顺镇江志》卷七说：“土山，在县西江口，俗呼竖土山（唐刘禹锡诗：‘土山京口峻’）。旧与蒜山相属，今改名银山。”而北固山，东晋以来就很出名，人们并没有称它为“土山”的。可见，柳永墓所在的“土山”，就是“银山”（今天镇江五十三坡下仍有叫银山门的地方），就是云台山北面的那一部分，并不是北固山。

清代镇江籍词人赵彦俞有一首凭吊柳永墓的《琵琶引》词，上段开头就说：“芳草西津，那堪问，故里清明时节。”中间又有“春去也，荒坟一掬”等语；下段更有“惟有土山深处，记王郎碑碣”（指柳永墓残碑）等语。从中可以看出，柳永墓所在的“土山”，是紧靠“西津”（即西津渡）。这首词，既是柳永墓“在土山下”的旁证，更是“土山”就是“银山”的明证。

清代考据家叶名沣在《桥西杂志》中也支持葬镇江说。柳永的故乡是福建崇安也支持葬镇江说。柳永纪念馆一块与柳永铜像齐肩的长方形石头，上面刻写着：“柳永墓冢抔土还乡记”几个大字，下面还有几行碑文写着：“公元二00四年九月，值武夷山柳永纪念馆新馆落成之际，柳永仙冢抔土自镇江北固山分移至此。千载游子今朝还乡，一代词宗魂归故里”。

四、葬仪征说。清王士祯（渔洋）持此说。王士祯在《分甘余话》中却提到了：“相传柳耆卿卒于京口，王和甫葬之，今仪征西地名仙人掌有柳墓，则是葬于真州，非润州也”。仪征古名真州，柳墓在仪征仙人掌。

王士祯在《真州绝句》中还又一次提到：“江乡春事最堪怜，寒食清明欲禁烟。残月晓风仙掌路，何人为吊柳屯田”。诗文相互印证，当不致有误。但有一点存疑，仪征四郊无仙人掌这个地方，不知王士祯以柳墓在仙人掌何据？而明《隆庆仪真县志·免谈考》载：“柳耆卿墓在县西七里近胥浦”。清《嘉庆扬州府志·冢墓》亦载：“屯田员外郎柳耆卿墓在仪征县西七里近胥浦”。据此，柳永墓在仪征胥浦较为可信。

由于官方正史《宋史》中没有柳永的传记，当时文人学士的诗文集里也没有关于柳永的记载，所以连柳永的生卒年限都没有定论。而现在所有关于他卒葬地的说法都来自宋人和清人的笔记，且是零星记载，传闻各异，要下一个定论，就更难了。这也是词人的悲哀！但换一种想法：这也是词人的一种荣幸，让更多地方的人记住他、关心他！幸与不幸竟在一念之间！